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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红色的起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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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我来找您。”她说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呼,“周太太!”“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的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首长,一般人都没有小轿车,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四十七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的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一九二一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据王会悟回忆,她与李达在一九二○年下半年于此举行婚礼后,一直住到中共“一大”召开)。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回到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是,客堂间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客堂间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步入屋内,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小天井,说道:“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用来浸西瓜。……”杨淑慧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陈独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这一革命遗址,沈之瑜和杨重光颇为兴奋。
  看见杨淑慧已经有点疲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过几天再找‘一大’会址。”
  于是,沈之瑜跟杨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上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来了个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地方。这所学校早在一九三二年便从上海滩消失了。不过,寻找一所早已关门的学校的校址,毕竟要比寻找当年李汉俊家容易一些。
  杨重光派出了沈子丞,前往上海市教育局,翻阅解放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总算顺利,博文女校记录在案:“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三度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一九二○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名太仓路)。
  据此线索,杨重光前往太仓路寻访老居民。虽然路名更换、门牌变动,在老居民的协助下,还是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当年下榻之处。棘手的是寻找李汉俊的住处——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沿着贝勒路慢慢地走着、走着,诚如本书开头所写及的那样……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杨淑慧的双眉紧蹙着。她有点为难了:“沈同志,李汉俊先生家里,我去过几次,可是现在我仅有的一点印象影迹皆无了。我记得,当时李家的房子是新造的,前门正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那里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作坊。可是,眼下的贝勒路两旁全是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昔日的影子没有了!”“别着急,慢慢地找。”沈之瑜安慰她道。慢慢地、慢慢地踱着,杨淑慧极力搜索着当年的残存的印象。三十年前,她曾随丈夫周佛海去拜访过李汉俊,也曾给李家送过信件。然而,毕竟已经三十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沧桑……行行复行行。她走到了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这是兴业路。”她得到这样的答复。兴业路?她还是平生头一回听见这一路名。她摇摇头,否定了自己头脑中闪过的那似曾相识的印象。看到她迷茫、疲惫的神态,沈之瑜对杨淑慧说道:“我看你有点累了,早点休息吧,改日再找。”
  过了数日,杨淑慧忽地来到了沈之瑜的办公室。她面含喜色,看得出,有好消息!果真,有了眉目:原来,这几天她又独自到贝勒路细细寻访,终于证实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是不错的。
  那兴业路,是与贝勒路一起,在一九四三年改名的。兴业路原名望志路,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当时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在一九四三年根据《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的规定,废除了“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许多人误以为“兴业路”路名是解放后取的,“事业兴隆”之意。其实是一九四三年取的。于无意之中,取了一个含义深远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与兴业路平行的另一条马路,便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县名来命名,叫“兴安路”。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对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凝视良久,觉得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旁边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是一个菜摊。在贝勒路上反反复复逡巡,她唯觉得此处与记忆印象相似。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这样,寻找李汉俊的旧居,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但是,印象只是印象,有待于进一步查证。于是,沈之瑜前往那里调查。那里的居民都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那儿的情况。
  那家酱园,挂着“万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卖酱油、酒、醋、盐之类。他娓娓道来,这才廓清三十个春秋的变幻。原来,在一九二○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的上海,流行着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这一排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一○○号、一○二号、一○四号、一○六号、一○八号(后来改为兴业路时,门牌改为七十号、七十二号、七十四号、七十六号、七十八号)。
  姓陈的老太太建造了这五幢房子,并不是给自己居住,而是出租,坐收租金。租下一○六号、一○八号两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先生搬走了。
  一九二四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他对这五幢房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把一○○号、一○二号、一○四号改为三楼三底,把一○四号的天井改成厢房,又把外墙粉成白色,写上巨大的“酱”字。这样,那三幢房子成了“万象源”酱园。他又把一○六、一○八号改成二楼二底,把一○六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亲戚居住——他成了二房东。
  后来,他的亲戚在一○六号开了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屋里安装了摇面条的机器,生产挂面,外墙也刷成白色。如此这般,那一排房子变得面目全非。难怪杨淑慧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这才敢说那儿有点像……
  董正昌所说的那位姓李的先生,显然是李书城——李汉俊的胞兄。
  李书城当年的“官儿”不小。他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租下那两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亦即在李书城家中召开。李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望志路一○六、一○八号,便是中共“一大”会址!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初步弄清了……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毛泽东 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1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市委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注: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切的地址。
  “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六、一○八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他字永锡,号鹤鸣。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解放后,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自一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元月)。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富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乔迁。“哟,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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