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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陈寅恪传-第17章

小说: 陈寅恪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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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于国内研究国学者。”他们在教学上,重视给学生以治学方法的指导,多次申明:“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大学者,不单靠天才,还要靠修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练,使其治学方法与治学兴趣都经过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有所成就。”“在研究院必须做到的有两件事:一、养成做学问的能力,二、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可见他们对“治学方法”的重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们成果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们的“科学方法”,一是详尽占有史料,并鉴别其真伪,坚信“无史料即无史学”;一是由乾嘉考据法,融入西方的综合分析法实证论,“以事实决事实”。他们强调“从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所撰历史著作都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到三十年代,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对“科学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谓科学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就事论事。换言之,也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更简单地说,便是‘切实’二字。稍详细点说,对于一切都要看证据。证据强点,便信得强点;证据弱点,便信得弱点。不拘对于什么,没有证据,绝不算数;有证据而不精凿,也定不满足。”这些在《清华周刊》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一课,便是以他以往研究成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等为基础,讲述时注入他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这一由王国维首创的以实(即地下出土文物)证史(即书中所载),又以史证实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结束了以往研究古史从文献到文献,在版本和神话中兜圈子、翻跟头的历史,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航道。不仅使其受业弟子深得教益,培育了一批史学大家,且在史学界广为采用,一时间成果斐然,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工作。 
  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谈到他研究甲骨文字的经过时说:“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那一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的工夫,便完全解决了它的秘密。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1927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了。”他所说的“门径”,便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传授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其影响之深大由此可见。 
  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为新史学树一坚实基石。他在《总论》中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有目的。什么是历史学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事实,与以新意,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又:“吾人作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要去研究,而且要常常研究,就是不断地与以新意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历史所以要常常研究为此,历史所以值得研究亦为此。”“历史家的责任,贵在把种种事实,摆出来,从新估定一番。”“以史鉴今”、“以史育人”,是他重视历史、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也是他谆谆告诫弟子的珍言。他大力提倡“学以致用”,不同意“为学问而学问”。他说:“现在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己。”“研究历史,也同看电影一样,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与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现代人的应用。”梁启超的这些见解和话语,当年培育了一代学人,今天仍然闪跃着“至理名言”的光芒,值得后人铭记。 
  梁启超的学生周传儒在谈到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时说他“学识渊博,会通古今,贯串百家,既汪洋者若千顷之波,莫测涯涘,又扼要勾玄,深入浅出,使人人可游溯,处下可有得”。谓其“融会汉学家治经、治小学与欧洲治社会学、治历史学之方法,严正精审,密不透风。”“总论中泛论史料之搜集、审定、编比、考订。分论则注重如何写作,始足称核古证今继往开来之信史漱书。”①如实而公正地评述了梁启超最后几年的教学。 
  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辞世后,陈寅格为史学界泰斗。他们都是新史学的奠基人。 
  其四,各教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每个学子之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各位导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向学生传授知识,又教学生如何做人,“治学和做人并重”。 
  梁启超劝导学生说:诸位“既到这里,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有价值的人”,“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立志高的人犹恐未必成功,何况立志不高的人?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做人要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格,不能随波逐流。“不要学一般的时髦人,必要自己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他们经常劝学生立大志,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将来造福于人群。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是品学兼优,既有学识,又有高尚品德。从教育的角度看,一个学校有什么样的学风,对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鼓励学生努力“创造一个新学风”。他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学风呢?他说:“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号召学生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好学”、“力行”、“知耻”三者并行的新学风。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是根据梁启超的一次讲演拟定的。他在那次讲演中,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他所倡导的“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就是为改变中华落后状况,为雪外强侵辱之耻,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学风。古人云:“有言无行,君子耻之”。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卑视只说不练、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短短四年里,“好学、力行、知耻”的学风已见形成。 
  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向学生进行“治学和做人”的言传身教。每到暑假,各位导师多约其弟子同游北海、万寿山等处。届时,师生亲密无间,畅所欲言。有时邀请名人同游并作学术讲演,有时由导师自己讲演其新近的研究心得或对学生的殷望。1927年6月,梁启超率其弟子作北海之游,发表了勉励诸生在学业和道德修养上力争上游的讲演。他最后说:“归纳起来,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我希望在坐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去呀!”所谓“不逐时流的新人”,就是具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表里一致,不随波逐流、见风驶舵的人。在那“紧跟”的年代,公开声明反对“批孔”,而遭到残酷迫害的三位学者吴宓、梁漱溟、容庚,前两位都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这种气质,正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今天仍亟待重建。 
  学生尊敬导师,虚心接受导师的教海,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却知无不言地进行讨论。“独立自由之意志”,是他们共同的理念。这也正是他们之间和谐关系所由生,以及在学业上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内在原因。 
  清华国学研究院,避开当时盲目学习西方的狂热,积极延聘国学名师,坚持学术与政治分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导师的专长和主动精神。在教学上,采用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办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课堂讲授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教师根据学生的“志向、兴趣,及学力所近”因材施教,重视治学方法和研究方向的指导。他们的教学实践,20年代在我国教育界大放异彩,培育了一批富有开创精神的国学人才,为继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关于教导学生立大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创造“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的教学做法和指导方向,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种良举和卓识。   
  二、风义生平师友间(1)   
  “风义生平师友间”,这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一句。在现代中国学界,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两位著名的史学家、考证学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尽管他们两人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政治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颇相投,因而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成为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 
  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风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子培)的影响更大。沈子培专精音韵训诂,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国西北史地与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过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从此他们过从甚密,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书,直接受沈氏的启迪而作。王国维晚年从事元蒙史、西北史地、边疆之学的研究,都直接受沈氏的影响。王国维对沈曾植非常敬仰。1922年沈氏病逝时,王国维写的挽联中称沈是“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世界先觉”,并悲痛陈辞:“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与沈曾植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沈曾植自退官后,避地海滨,时与散原老人相唱酬。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不无关系。这在前面已有过交待。 
  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是由于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当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虽然没有见过陈寅恪,但称陈寅恪是“最伟大的中国学者”。戴氏在悼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陈寅恪在巴黎时很可能听说过伯希和的各门课程。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也说,陈寅恪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德国缪勒的影响很深。可见,陈寅恪的学术深受西方汉学的影响(其后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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