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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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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著录。惟陈函一檄为世所传”《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43页。    
    四月十四日,北京皇宫中的太监逃到南京,证实了崇祯帝确系自殉社稷,在南京的明朝官员“大小惊惶”,一致认为另立新君势在必行。时在北方的明朝藩王潞王、周王、鲁王、福王都避兵乱来到淮安。史可法、张煌言等官员聚集在高弘图家中商议,提出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较其他诸王更为合适,但两个人又都不够理想。潞王为明神宗侄儿,伦序稍疏,福王为明神宗孙,“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国榷》,卷101,6077页。因此,此次议论无结果,不欢而散。不久,史可法赴浦口督师,前侍郎钱谦益、兵备佥事雷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54~155页。这里所谓“三案”,是指“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东林党人因此与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交恶,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担心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将来必受报复,故从其党派私利出发,反对立福王。    
    就议者人数而言,实际情况是拥立福王的人占优势。淮安巡抚路振飞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有劝某随去南京扶立者,此时某一动则淮、扬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必待南都议定。”《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他的主张颇具代表性。因为自西周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在选择国君继承人时,始终坚持以血缘关系远近为标准的宗法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的原则。时工科给事中李清听说有立潞王的打算,认为:“祸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其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扶楚(王),郑芝龙扶益(王),各扶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王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如果择贤而立,确实有可能出现他所担心的内战局面。礼科给事中沈允培,征询吏科给事中章正宸的意见,章正宸说:“当光庙在青宫时,则以光庙为国本;当光庙与熹、毅二庙绝时,则又以福藩为国本。若谓潞可越福,犹之福可越光庙也,于国本安居?”《爝火录》上册,101~102页。章正宸举出明神宗时东林党人发动的“国本之争”,即主张立神宗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立嫡以长”的原则,反对立福王之父朱常洵之事;而现在光宗朱常洛这一支已绝,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自然应该由福王朱由崧即位,“人皆服其论”《爝火录》上册,102页。尽管由于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勾结驻扎在江北的明将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以武力护送福王即位,趁机把持朝政,但就当时的形势和习惯而言,福王确实是合适的人选。虽然弘光帝亡国后,曾一度出现应立潞王的舆论,实际上潞王和福王是半斤对八两,“(潞)王居杭时,常命内官下郡邑广求古玩。又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筒护之,其为人可知矣”。所以大理寺少卿沈因培就此说:“使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与福王、马士英何异?”《爝火录》下册,476页。    
    议定福王监国。四月二十六日,守备南京魏国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都察院右都御史张煌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南京守备掌司礼监太监韩赞周等人,咸集于朝,再次议立国君之事。议论结果同上次一样,“以潞王伦次稍疏,福王有在邸不类事,莫之敢决”。于是吏科给事中李沾以死相要挟,力主福王当立,刘孔昭、韩赞周极力支持他,刘孔昭甚至大骂诸臣出言摇惑,“议遂定”。约于次日由南京礼部负责派船迎接福王。福王已被马士英派人护送至仪真,乃由仪真上船,到达浦口,魏国公徐弘基事先在此迎候,陪同福王渡过长江,泊于江南燕子矶。四月三十日,南京明朝官员到船上朝见福王请监国《国榷》,卷101,6081页。,“王时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从行田成诸人,布袍葛履,不胜其困”。一路上颠沛流离之惨状,由此可知。对于生性贪婪的福王来说,能够被拥立为帝,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由一个四处漂泊的落难藩王,突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正是求之不得之事。但他还是装模作样按照中国古代传说禅让制遗留下来的习惯,假意推托说:“国母尚无消息,只身避难,宫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难浙东僻地,迎立决不敢当。”他又当着大臣们的面痛哭不已,以示对崇祯帝去世的悲伤,“群臣行礼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总之,福王给初次见面的江南官员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五月初一,福王由南京城西南方的三山门上岸,由城外至孝陵,入享殿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徘徊良久,大有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我的姿态。福王从正阳门进南京城,暂时以内守备府为行宫,文武官员陆续前往谒见,登大位已成事实的福王故意躲避不受拜礼,由于官员们再三坚持,也就接受了。次日,南京的众官员商量福王是否立即称帝一事,御史祁彪佳提出:“监国名极正,盖愈推让,益彰王之贤德。且总师讨贼,申复国耻,示海内无因以得位之心。而江北诸大将使共预推戴,则将士亦以欢欣。俟发丧,择吉登大宝,布告天下为当。”时刘孔昭、张慎言等人都主张福王直接称帝,然而祁彪佳认为正当草昧,名位未定,等到给崇祯带发丧之后的理由,是无法更改的,“乃定监国,以金铸监国之宝”《明季南略》,卷1,“福王登极”。


弘光失德挽狂澜于既倒(3)

    福王知大局难以更改,反而愈加辞让。他十分诚恳地表示:人生以忠孝为本,现在大仇未报,是不能事君以忠;父亲惨死,母亲失散,是不能事亲以孝,因此绝对不能即位监国,一边说还一边流着鼻涕眼泪。他又说:崇祯帝的三个儿子,即太子和永、定两王,目前在大顺军手中,可以想办法救他们。桂王、惠王、瑞王都是我的叔叔,先生们应该择贤而立。福王这些话貌似出自肺腑之言,实际上虚伪至极!他明知朝中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择贤迎立潞王,他本人从洛阳逃跑时还依附过潞王,但他却举出远在两广和四川的桂、惠、瑞三王,偏偏忘掉了已在江南的潞王,真是欲盖弥彰!而当南京礼部派人到江北仪真迎接他时,“王得启即行”,恨不能插翅飞到江南。文武官员们当然也知道他是故作姿态,免不了再走走过场,劝进一番,福王看火候已到,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了。    
    五月初三,福王颁发了监国诏书如下:    
    我国家二祖开天,昭宣鸿烈;列宗缵绪,累积深仁。历今二百七十余年。民自高曾以逮孙子,世享太平,代受亨育。其在大行皇帝,躬行节俭,励志忧勤,宵旰十有七载,力图剿寇安民。昊天不吊,寇虐日猖,震惊官阙,龙驭升遐,呜呼恸哉!贼屠戮我臣工,杀掠我百姓,滔天之恶,盖载不容,神人共愤。孤避乱江淮,惊闻凶讣,既痛社稷之坠,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图必报。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终夜拊膺,悲泣永叹!乃兹臣庶,敬求来迎,谓倡义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因序谬擢,连章劝进。固辞未获,勉狥舆情,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暂受监国之号,朝见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扫妖氛,廓清大难,上慰在天,下对四海,忠孝之道,庶几无负。祈深愆,敢不僇力。德凉任重,如坠谷渊;同仇是助,赖尔臣民,其与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呜呼!自有乾坤,鲜兹丧乱之祸;凡为臣子,谁无忠义之心!汉德可思,周命未改。惟尔臣民,尚其勖哉,匡予不迨!    
    诏中还列举了当时“所有应行事宜”30项。    
    同一天,福王还颁发了崇祯帝哀诏以上《流寇志》,卷12,194页;又可参见《爝火录》上册,文字稍异。,要求明朝官员军民于哀诏到日,在本地哭临三日,以尽哀思。为崇祯帝发丧就完成了称帝的铺垫。    
    五月十五日,福王再次诏告天下,“即皇帝位于南都”,“其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明季南略》,卷1,“弘光登极诏”。    
    弘光政权的建立,使北方地区上自明朝官员,下至普通民众看到了国家统一的一线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光帝根本不想恢复中原,而是打定主意偏安江南。他不仅未能利用可乘之机收复唾手可得的山东、河南地区,而且连长江天堑都轻易地失守了,不到一年多的工夫,以他为首的小朝廷就土崩瓦解了。


弘光失德马士英的专权(1)

    提起南明弘光政权,人们自然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马士英。从弘光政权的建立,到弘光政权的灭亡,特别是在这个政权存在的短短一年间,马士英无处不在,而且一直起着极坏的作用。弘光政权灭亡后,清兵处决马士英,将其“寸脔之”。张岱以“石匮书”的名义说:“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阮大铖,而反为大铖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张岱:《石匮书后集》,卷48,283页。在《明史》中,马士英与阮大铖都被列为“奸臣传”《明史?马士英传、阮大铖传》,卷308。,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马士英既然在1644年有充分的表演,与弘光政权的兴亡又如此关系重大,实在有必要将其来龙去脉公诸于世。    
    马士英,字瑶草,贵州府贵阳人。据《明季南略》记载:马士英原籍广西梧州府藤县,“与袁崇焕同里,居北门街,又同辛卯年生。士英本姓李,年五岁,为贩槟榔客马姓者螟蛉而去,故从其姓”。该书作者计六奇还说,明末,他的同乡人曾亲眼看见马士英于藤县建的牌坊《明季南略》,卷1,“诸臣升迁推用”。联系袁崇焕而突出其同里,为的是显示“忠”、“奸”对照。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马士英到北京参加会试,结识了休宁人阮大铖,这又表明马、阮同为一丘之貉。三年后马士英中进士,授官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历官郎中、知府。崇祯三年(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他在官场算是一帆风顺,但他刚任职宣府巡抚,就动用公帑银数千两贿赂朝中权贵,被镇守太监王坤揭发,受到革职充军的处分《明史?马士英传》,卷308。当他辗转来到南京时,遇到了早年故友阮大铖。阮氏因依附阉党魏忠贤失职久废,为逃避农民军至此。两个老朋友相见,加上处境略同,格外亲切。阮大铖为人机敏狡猾,有才藻,向大学士周延儒行贿谋求复职,周延儒表示阮大铖名列崇祯帝定立的魏忠贤逆案之中,难以通融,阮大铖不甘心白费银两,就推荐了好友马士英。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先因失陷五城被革职下狱,周延儒利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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