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风-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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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天津中国军队的反击能得到其他部队强有力的支援，在已经包围住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前提下，来个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常用的围点打援的战术，那将取得多大的战果？
同样，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能有29军这样的人员和装备，有包括华北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这样的活动区域，来和鬼子作战，不知能消灭多少鬼子？牵制多少鬼子的有生力量？
但历史没有如果！
第十五章两位上将（）
（一）。
此时，延安也日夜关注着华北局势，1937年7月8日和7月23日，中共中央两次发表宣言，指出“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放弃任何妥协立即实行抗战，并致电宋哲元和蒋介石要求共同抗日。
（二）。
1935年，根据《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还有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宪兵三团，蓝衣社等特务机关被迫从平津两市和冀察两省撤退。由原来中原大战后残存的西北军各部组成的29军，进驻两市两省。29军长宋哲元还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华北一方诸侯。
宋哲元负责维持冀察政局，被外敌内奸威胁引诱，进退两难，穷于应付。为了躲避，宋便借为父亲修墓和养病为名，于1937年2月底离开回老家，以佟麟阁代理军长职务，直接负军事指挥之责。
1937年7月7日在宛平正式打响后，而身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一直在是战是和中徘徊。
在南京政府和29军的部下的一再催促下，7月12日，宋从山东老家回到天津；他不曾料到29军副军长秦德纯等人已与日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宋哲元轻信秦等说日本决心把此次事件作为“地方化”、“就地解决”的“不扩方针”，于12日发表了力主“和平”解决的看法和主张，竟承认了秦德纯等所签订的所谓停战三项协定。
7月19日，宋哲元由天津返北平后，仍幻想和平，竟下令打开封闭的城门，撤除防御沙包等。
当他后来发现日本鬼子増兵，并已三面包围了北平时，他才如梦方醒。7月27日才把他作为预备队的赵登禹师派上去，28日日军就全面发动进攻，显然为时已晚。
还未开打，29军在判断战场形势和排兵布阵上就先输了两阵。虽然有佟麟阁、赵登禹和李文田率领的前线将士的英勇无畏，但29军在整个华北的失败已在所难免！
（三）。
从7月7日的卢沟桥，到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天津的整个过程清楚地表明，它是当时日本政府和所谓上层的共同意志，绝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是日本长期以来侵华野心的最终全面实施，也绝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中国已经丧失了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北等一系列领土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日本还霸占了中国剩余领土内一系列军事、经济主权，更甚而要侵占华北，中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不得不还手的最后地步了。日本知道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的退让，渐进式的蚕食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行不通了。为此，日本急不可耐地抛弃了渐进式蚕食的方法，为了实现预定的大陆政策，对中国开始全面出击，企图根本上灭亡中国。然而，侵略者总要给自己粉饰一下，说什么是由于中国的“反日”行为才造成了日本的被迫反应——简直是一派胡言，潜台词无非是“中国应该顺从地接受日本的统治、占领和奴役”。
而中国当时的南京政府呢，虽然蒋好似比宋哲元等较早看出了日本的野心，但命令总是模棱两可，
（四）。
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毛主席也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但这除了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以外，并不能改变平津这两座华北最大城市陷落的实际，又有多少中国人一夜之间成了亡国奴？
（五）。
从1874年侵略台湾起，日本近代史上发动的14次对外侵略战争中，10次针对中国。挑衅的次数，多的更是无法统计。日军的铁蹄从中国的东三省踏至内陆。
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580万吨，是中国的145倍。
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卢沟桥的枪声好像看起来偶然，29军的失败，好像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但当时国力孱弱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历史的必然。
第十六章必须有人接（）
（一）。
1937年8月5日，南京
8月南京的天气，人们常用火炉来形容，其实应该要用蒸锅来形容更为妥帖。
南苑惨败，北平、天津已丢失，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虽然南京——当时的首都，还未见战火，但除了傻子，大概都知道，日本鬼子的下一方向，肯定是民国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了，当时称京沪一线。中山陵依然巍峨，中山大道在当时是那样的宽阔，数十里的秦淮河依旧繁华，不知那些歌女是否又在唱着后庭花？大官大员们是否还在纸醉金迷中消磨着时光？但不少战后的记述都说当时的首都南京是汤浇蚁穴般的场景。火热的天气掩不住即将到来的萧杀。
胡适和陶希圣乘坐的汽车，离国民政府（后来的总统府）好远就被第一道岗哨拦了下来，一律必须下车检查。陶希圣一脸不高心，因为陶希圣掏出了侍从室的派司，还认真核对后，才得以通行。不像以前，往往是哨兵刚看见这种蓝布面的，印着青天白日徽的派司，里面的内容一般都不看就挥手放行了。胡适看着宪兵们一丝不苟的着装，以及胸前挎着的美制冲锋枪上闪烁的烤蓝，反而觉得心里有一点宽慰。再想想一路上眼见高大建筑上明显增加了防空哨，他心想，如果当时全国的武装部队都有这样的素质和纪律，何愁打赢不了小日本啊！
汽车绕过有沙包、铁丝网的掩体，到了第三道岗，即大门前的岗，陶希圣的侍从室的派司也没用了。必须政府大楼里面有人出来接，才能进到大楼里面去。陶希圣通报了所找人的部门，岗哨打了电话。不一会，出来一位年轻人，穿薄中山装，左胸前佩着青白的徽章，并别着钢笔，一身干练的样子，一看就是个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他见到胡，陶二人，恭敬谦和地用带着浙江口音的话语说：“陈主任有要事外出，关照过了，有事请进去讲。”别小看这需要里面的人接，无形当中等于又增加了两道岗哨。
（二）。
穿过长长的走廊，主客三人来到会客室坐下。会客室的后面就是国民政府文胆陈布雷的办公室，陈布雷的办公室对面，就是蒋委员长的办公室，这几间房间就构成了当时民国最高级别的办公场所。
这时，有穿军服的侍从端上茶，轻轻关上了门出去。年轻人对胡、陶二位说：“陈主任有事，关照我接待你们，有事请讲。”说着拿起笔，摊开文件夹准备记录胡陶二人的谈话。
胡、陶二人相互视对了一下，不用说也不会和这位秘书般的年轻人多说些什么。于是胡适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陶希圣要来了纸笔，写了一页短信，放进信封，递给了年轻人，说了务必请陈主任转交。年轻人把信封放进文件夹，但眼睛好像没看见信一样，说了声稍等，说着转身进入里面办公室，做完了登记，才出来，轻声问二位，要不要按排便餐什么的？
胡、陶二人此时哪有这心情，忙起身告辞出门，年轻人送他们出了门，并目送汽车驶出岗哨才转身进去。
第十七章汪精卫的开幕词（上）（）
（一）。
回去的路上，陶希圣还是一脸的不高兴。
胡适反而到显得释然了，他想到了前不久举行的庐山谈话会的情况：
1937年7月7日，中日在卢沟桥那已开打了，国民政府才在庐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名流参加的“庐山谈话会”，共同商讨国事。当时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到庐山召开“谈话会”，也就是统一思想，协调步骤呗。
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拟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中日已开战，旅途再没有那么顺畅，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都克服旅途的种种险阻，从全国各地赶奔庐山。
（二）。
7月15日上午，齐聚庐山的当时中国各界名流，汇集在一起，在纷纷议论着，他们中有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和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赴会采访的《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首先请胡适先生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胡适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谈：“各位，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这个那个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平时说话办事是那么的平稳、持重，这时也忍不住情绪激动地说：“南开的大学；中学；小学校；可以说凝聚了老夫我一生之心血，战火一烧，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苓说着，禁不住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梁实秋接着说道：“昨天我在松树路散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飞岳武穆《满江红》之遗风。”梁实秋抑扬顿挫地吟哦起来：“‘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爱此钦崎石，状如於菟伏。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马占山将军把林中之石喻为小老虎，要奋爪扬齿，飞将起来去食日寇之肉，何等壮怀激烈。可是这诗是民国二十二年写的，今天已到了民国二十六年了啊，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说：“再这样下去，全中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呢？！”
众人正在议论纷纷，忽听有人高声说道：周恩来先生来了。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共谈判中共代表的周恩来和秦邦宪、林伯渠等走进驻地。周副主席是上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的，这已是国共间的第四轮谈判了。周副主席抓住“谈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