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风-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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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会”这个机会，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周恩来逐个与各位代表握手。当他来到张伯苓面前时，张伯苓一把搂住他，激动地说：“贵党不计前嫌，共赴国难，可敬可佩呀！周先生，你是我们天津的骄子啊！”周副主席也动感情地说：“张伯老毕生为民为国，世所敬仰。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又深明大义，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实为国人之楷模呀！”
代表们请周副主席讲话。周副主席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周副主席最后说道：“各位先生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有识之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但是近百年来，我们落后了、衰弱了，多少耻辱的条约，像尖刀一样扎在中国人民的心上，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不能由外国列强任意争夺宰割。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紧紧拧成一股绳，我们不但能战胜外寇，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
周副主席的一番话受到各届名流的一致赞同。
未完待续）
第十七章汪精卫的开幕词（下）（）
（接上一章）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庐山传习学舍楼上举行。
已是7月16日啊，离卢沟桥中日开战已过了一星期还多了啊！平津那边已打得如火如荼，这边国民中央政府才开统一思想会，想想真叫人无语！
“庐山谈话会”的会场布置得很别致，没有设会议常用的主席台，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桌面铺着洁白的台布，每个坐位前都泡有一杯庐山的特产云雾茶，只有蒋介石面前照例是清水一杯。会厅里悬挂着一副巨大垂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除了各界名流外，还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等各方各派的代表。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肩坐着。汪精卫一身质地考究的浅灰西装，雪白的领前别着黑蝴蝶领结，头发梳理得整洁光亮，样子倒是像个美男子。而蒋介石未像往常一样穿军服，却身着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瘦削的面容上挂着几丝笑容。
九时许，主持人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的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
“感谢各位代表来此，共商国事……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共赴国难，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精诚团结，是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条件。几年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不断努力，即全国知识界、产业界的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言破坏。对于政府所处之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又突然爆发卢沟桥事件，危机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自救危亡。对于怎样解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代表，定有许多高见。还望畅所欲言。要批评的尽量加以批评，要发表的意见，多多发表，千万不存客气，不存芥蒂。我们深信，经此一番讨论之后，必能更看出光明的路线。”
一听汪的讲话，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词：“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本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此时他的老部队29军，正在平津和日本鬼子激战。随后多天惨败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多少将领为国捐躯，牺牲得是既壮烈，但多少又有点窝囊。爱兵如子的老将军不知落过多少眼泪！！！
而此时庐山谈话会的坐下都是什么人？坐下都是当时中国的明白人。大家都知道汪精卫这是借题发挥，他是再发当不上“一把手”的牢骚！意思就是：谁叫你们不团结在我的周围，看眼前这局面怎么收拾！
开幕式后，大多数与会的各界名流纷纷摇头：这时还想着内讧，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第十八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上）（）
（一）
第二天的座谈会，该着蒋介石发言了。他的发言完全和汪精卫的发言语气不同了。因根据情报，日本内阁已奏请天皇批准，将增兵华北开战。蒋此时清醒了。他意识到，再不坚决抗战，不但自己没人拥护，怕是国将不国了。
——国民党到底抗没抗日？多年以来，说法颇多。看了此书，笔者以为大家自有明断。笔者强烈反对某些所谓历史专家的看法、说法，什么9。18事变、卢沟桥事变，好像整个局势都掌控在腐败的国民政府手中一样，意思就是说，他们国民政府不动员全民抗战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的，9。18、卢沟桥等等，其实他们都能掌控，真是一派胡言；二次世界大战应从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等等说法，真是阿q精神，难道这样就能和“国际接轨”吗？那我们的义勇军、东北抗联战士的血都白流了吗？笔者以为真确的说法应该是：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不是什么事变，也是二次大战的开始；1937年7月7日是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和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中国进行的是十四年的抗战！
（二）。
于是，时任中华民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于7月17日，在江西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后人起名为《最后关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略去部份）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徵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溏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未完待续）
第十九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下）（）
（接上一章）
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巳的办法，我们全国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行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下略）
（三）。
此稿一看就是大家所书，当然是陈布雷——这位蒋介石口口声声叫着布雷先生的人所写。
此文稿一出，不但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也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赞赏，特别是那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