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第16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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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少数人为了王事累得四处奔波，却有一些人不用办王事而在家享受清闲。
徐文远看到这里，大概能猜出作者想说什么，他将放大镜放在书案上，慢慢喝了一杯茶提神，随后捏了捏鼻梁，再拿起放大镜，继续看报纸。
文章作者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义进行重申之后，点出时局：
皇朝国土广博，幅员之大前所未有；皇朝臣民众多，口数逾五千万，已近两汉人口之巅峰。
应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言。
又有满载大量货物、人员也能日行千里的火轮船、火车，有能够将消息瞬间传递到万里之外的电报，还有力大无穷的蒸汽机械。
以及所向披靡、四海之内无一合之敌的军队。
然后作者发问：这些机械，是千年前周幽王时所没有的，王事（天子差遣的公事）多了许多，朝廷该如何公平分配？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以前，王事由四民各自分工即可。
但是现在，电报谁来收发？
火车、火轮船、各种蒸汽机械，由谁来操作、制造、维护、管理？
修建铁路、疏通航道，需要用到大量的工程机械，需要用到猛炸药、烈炸药，这些设备和炸药，又由谁来生产？
是“工”么？
不是，因为这些新事物，光靠传统的工匠已经不可能操作、生产、制作，其涉及的知识之多，多到需要开设专门的学校进行教育，毕业的学员才能胜任。
那么，这些人是学以居位的“士”，还是作巧成器的“工”？
作者又举例：一台电报机，零配件有数十甚至上百个；一台蒸汽机，其零配件有数百个；一艘火轮船、一辆火车，其零配件有成千上万个。
各种新式机械，其所需的零配件要求之高、数量之多，根本就不是少数工匠靠着手工制作就能制作出来的。
生产这些零配件，要靠高精度的机床，只有机床才能大批量生产符合精度要求的各类产品。
文章作者引用有司公布的数字，对一个火车工场维持正常生产能力所需要的人数进行归纳，其中包括配套的各种工场、作坊及运输行业需要的雇员。
大概的数字，是五十万人，因为整个火车制造行业涉及到众多机械加工、冶金、润滑油、化工行业，所以涉及人员很多，还不包括煤、铁矿业的从业人员。
这只是火车制造，铁路的修建，需要专门的施工队伍，需要机加工厂生产铁轨、道钉，需要架设电报线路，需要伐木场提供大量的木材。
需要采石场提供大量碎石，需要化工企业提供大量防腐剂来处理铺设铁轨所需枕木。
由此，又牵扯到大量原材料供应行业。
若以铁路运输整体而言，还涉及沿线站点管理、护路养路，总体而言，涉及的雇工，超过一百万人。
这是陆地运输，加上火轮船的水路运输，又要更多人。
因为车、船都是用蒸汽锅炉做动力，都要烧煤，都需要机加工工场，所以铁路运输和火轮船运输业的从业人员多有重合，按照有司的初步统计结果，新兴的蒸汽动力交通运输业（水、陆），累计需要二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
这些人，从事的行业不同，既有分工生产，也有合作生产，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
徐文远放下放大镜，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些许汗珠。
文章作者的辩论思路和他之前想的不一样，对方不是引经据典，而是用数字来“恐吓”读者（他）。
“两百万人”这个数字，真的很“惊悚”。
两百万人，若大家都为了做孝子回家奉养双亲，朝廷去哪里找人来填补这个巨大的人数空缺？
作者的反问，徐文远一时间答不上来，他知道正如“家国同构”的观点不容挑战一样，朝廷是不可能废除火车、火轮船、蒸汽机械的。
而文章作者直接用了一个名词“工业化大生产”，来阐述如今的王事起了巨大变化。
朝廷（天子）为了实现相对公平的分工，势必要进行一系列的“变法”，才能有效维持“工业化大生产”，标准倒也简单，那就是量才而用，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奖惩分明。
天子之民，若是家中独子，就该回家孝顺双亲。
若有兄弟，那么兄弟之间相互分工，一人孝顺双亲，其他人外出务工，为王事四处奔走，用劳动所得的一部分供父母开销。
这样的分工、合作，难道不是两全其美之策？
一千多年前的姬周时期，王事和农桑密切相关，但现在，王事之中除了农桑，还有工商。
农桑需要合作，所以需要家庭成员聚居，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开挖沟渠、水井以灌溉农田。
但工商不同，虽然也需要合作，但更强调分工，不需要大家聚在一起，譬如有了蒸汽抽水机，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浇地，这些人，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文章作者认为：家国一体，王事等于国事，但国事的构成变了，工商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百姓们要为工商而忙碌。
家国同构，国的结构没变，依旧是君君臣臣，家的结构也没变，依旧是父父子子，但是，既然国事的构成变了，强调分工及合作，那么家事的构成随之而变，强调分工及合作，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这种时候，还强调家庭要“同居共财”（合作），拒绝“别籍异财”（分工），那就是不利王事，形如刻舟求剑。
看到这里，徐文远放下放大镜，呆坐半响，再拿起报纸继续看下去。
他认为没人可以挑战“家国同构”的观点，而现在，挑战者确实没有挑战这一观点，反倒是运用这个观点，对细节给予“新解”。
然后反推过来，论述国事变化，家事也得跟着变化。
作者在文中对农桑和工商的生活状态做了区分，进而阐述“同居共财”和“别籍异财”的特点。
同居共财就是大家族聚居，子孙们一起生活、务农，一起照顾祖父母、父母，族人之间相互协助，一起对抗天灾，这就是农桑时代的日常生活特点，总体而言强调合作。
但是，如今工商大兴，粮价、布价持续走低，靠种地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所以需要别籍异财，家族成员相互分工，适当合作，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长子（或嫡长子）、长孙（或嫡长孙），留在家乡，守着土地、祠堂，守着祖父母、父母生活，尽孝。
其他成员，可以在家务农，也可以外出务工，乘着工商业大兴的东风，在别处安家落户，靠着务工所得，一样能过上不错的日子。
再把一部分工钱汇回家乡，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吃得饱，穿得暖，这也是孝顺。
有了子女，可以送回家乡让父母帮忙照顾，既让父母含饴弄孙，又解了自己后顾之忧，情亲不断。
如今邮政发达，又有电报，亲人之间的联系方便许多，即便分居各地，也能相互照应。
朝廷挖运河、修铁路、开山辟石修官道，又清剿贼寇，保境安民，水陆交通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安全（相对），外出务工、定居的家庭成员，逢年过节依旧可以很方便的回到家乡。
家人团聚共叙亲情，族人们一起祭拜祖先，洒扫祖坟，祠堂香火不断。
家庭成员们即分工，又有合作，虽然别籍异财，但亲情依旧，怎么能说家庭就此瓦解了？
文章作者认为即便时局大变，但家庭依旧在，孝悌未曾变，兄弟、族人间若关系好，分居各地一样会相互帮忙，若关系不好，即便住在一起，除了终日横眉冷对，又能好到哪里去？
家事如此，国事亦如此，文武百官为天子牧守四方，若是忠心耿耿，即便身处边疆也会忠于王事，若为鹰视狼顾之徒，身处京师、天子脚下，也会兴风作浪。
作者举例，三十多年前，大象二年，贵为国戚的杨逆身处京师却谋朝篡位，同为国戚、出镇在外的蜀王（蜀国公）却能力挽狂澜。
这个例子不正好说明，聚居还是分居，并不是区分忠孝与否的唯一标准？
家国同构，国尚且因为住在一起的亲人不孝（不忠）导致差点倾覆，家，难道就能避免么？
徐文远看完整篇文章，外面已是夜色深沉，他看看烧得只剩小半截的蜡烛，又看看手中的报纸，良久，长叹一声：“果然是新解。。。”
对方的反击，依旧重申家国同构，也没有对忠孝一体进行辩论，只是让读者们认清楚一个事实：蒸汽机、火轮船、火车、电报出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朝廷不可能放弃以蒸汽为动力的交通运输，以及放弃各类新式机械，所以，需要大量的人离开土地、离开家乡，涌入大都会、城池、商埠，从事各类工商业活动。
这样的事实和发展趋势，决定了一味强调同居共财已经不合时宜。
想要维护同居共财、反对别籍异财的人们，要么解决至少两百多万人的就业问题，维持日行千里的交通运输能力，维持瞬息万里的消息传递能力，要么。。
接受现实。
因为交通便利，邮政、电报发达，大家庭由同居变成别籍，不代表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就此消亡，孝悌依旧在，家庭成员之间，之前关系好的依旧关系好，之前关系疏远的依旧关系疏远。
所以，“民律出，忠孝亡”的说法，是自己吓自己罢了。
第六百三十八章 回不去了（）
临近年底，家家户户忙着过年，门下省政事堂内，关于《明德律》的讨论也接近第一阶段的尾声，一场总结会拉开帷幕。
所谓第一阶段，是公布《明德律》草案，然后征集各方意见，自入秋以来，各方意见如潮涌来，围绕《明德律》诸分篇各条款的辩论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现在，到了总结的时候，相关意见汇总之后，会作为下一阶段修订律法的参考。
今日的总结会，与会者除了天子、三高官官及有资格出席政事堂会议的人员外，还有许多官员和学者，他们都是作为修订律法各方意见的代表，应邀出席这次会议。
国子监博士徐文远亦在其中，他之前发表的《民律出，忠孝亡》一文，代表了许多人对新律的看法，所以此次总结会，徐文远受邀参加。
又有许多在此次大辩论中持各种鲜明意见的官员及学者受邀出席会议。
如此安排，就是为了让朝廷更好的汇总各方意见，以便将争论的条款逐一落实，方便进行下一步的修订，与此同时，也是为了说一些不方便公开讨论的话题。
报纸上的辩论，无法涉及机密内容，只有在政事堂会议上，一些不会对外公布的资料，才会发放给与会人员翻阅，而《明德律》的编撰者们，就是要用这些资料，来进一步说服以徐文远为代表（之一）的反对者们。
此时，讲台前放着一台巨大的机器，宛若小房屋，徐文远看着手中资料，又看看这机器。
他不通机械，却能看得出这玩意是纺纱机，因为其中密密麻麻排列着大量纱锭，还有宛若蜘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