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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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庑┕嬖虻模馐俏鞣郊赴倌昙湎蚯胺⒄沟娜缁岬墓餐聘唬⒎亲什准兜淖ɡＮ颐侵泄盖攴饨ㄗㄖ浦饕宕常赐庑┕嬖蛎挥性捣帧Ｒ钣绕渲厥痈鋈说乃枷胱杂珊投懒⒕瘢厥邮粲谌说娜巳ā⑷说馈⑷烁瘛⑷饲椤Ｒ虼耍衔厥雍驮擞谜庑┕嬖颍霾皇歉闶裁础白什准蹲杂苫薄Ｓ捎诶钗禾傅焦シ饨ㄗㄖ浦饕宓某て谖：Γ�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也就被置之高阁了。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说了这样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随即说：“耀邦刚才的讲话，证明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这是耀邦身上的一大特点，权力没有改变他的本色，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因此能尊重他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耀邦在从事他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种种既定的条件，不得不受到这些既定条件的牵制。我们不要以为他有了总书记这样的崇高的职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党的几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上来的“晚辈”。元老们的改革开放思想，程度有别，见解不一；他们中有的人还多具有某些传统习惯，如“兴无灭资”、“阶级立场”等传统观念负面影响，不易消除。因此，耀邦有时不能不违心听命；元老之间如意见不统一，何去何从也使他为难。更大的阻力还在两位左倾代表人物的遇事干扰。如理论务虚会就受到胡乔木的干预，半途中止，他还代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大讲专政，贬斥民主。1979年耀邦倡导的两个讨论：一是批评过去忽视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二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这两个讨论受到胡乔木的反对，并向华国锋告状，讨论随即停止。接着批判郭罗基的两篇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关系到言论自由、“思想犯罪”的问题。胡乔木斥责《人民日报》，也牵连到耀邦。1981年批判《苦恋》，闹得更凶，认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也是指耀邦而言。
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的问题，批评了那种“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关于“衡量各项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他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可是，这个极其中肯、极其适时的全面改革思想，却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强力抵制，认为跟十二大精神不符，反对见报，并到陈云处告状。于是发生逼耀邦下台的一幕。二月中旬政治局会议上，耀邦受到了较严厉的批评。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说“到此为止”。邓力群便立即向两个宣传系统的会议传达了对耀邦的批评，引起一种震动。虽然这次反对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仍继续其反对全面改革和反耀邦的活动。接着在三月间，借周扬的报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反对耀邦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解放人的号召。其后果是《人民日报》人事更动，周扬愤懑而去世。六月间，他们又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除了理论、新闻、文艺领域在劫难逃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四个特区的问题（诬蔑特区是“租界”），几乎酿成又一次文革。这些反改革的活动，由于受到赵紫阳和书记处其他同志的一致抵制，闹了28天就呜呼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干扰，耀邦始终坚持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日益深刻和成熟。这反映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这是空前改革开放的文件，它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决议》中以下这些彻底解放思想，促使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意见，都是过去中央文件中没有出现过的：“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尊重人，关心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还有如此明确的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决议虽不得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棍子”语言写进去，但主调还是上述思想理论的创新。
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行，耀邦就在1987年1月被迫离职了。杜甫咏武侯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耀邦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的曙光，不能不抱终天之恨，死不瞑目吧。
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耀邦就是一位不能以成败论的英雄，大家都见到了他的丰功伟绩。黯然告别政治舞台，这也不能说是他的失败。假如他跟常见世情一样，处处注意揣摩各方的心思，曲意迎合，讲究“平衡”，当然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平安和地位。可是他大义凛然，不拿原则做交易，才出现了那样的结果。这个被世俗看作的“失败”，正是他坚持自我的胜利。他对逼他下台毫无精神准备，这是他的天性，他毫无防人之心，总是以善心待人，宽厚待人，这才是我们的胡耀邦。
为什么他的去世会引发那样一场大“风波”呢？通常情况，执掌大权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发政治地震，并不少见。可是，耀邦是在早已离开权力核心之后去世的，却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可说是举国同悲。那些悼念他的年轻人，不仅是为了悼念一位年长的知心朋友，为这位知心朋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更是表示拥护耀邦所倡导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早日实现，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早日到来。
耀邦去世的前十天，1989年4月5日，我应邀到他家中，他同我作了七个小时的长谈。他说：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4月19日，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说这是耀邦的政治遗嘱。这次长谈我已经详细写出，文章编在《怀念耀邦》第四集中。这四集的作者共110人，都是耀邦的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属。前面引述的事例多来自于此。这四集共百万字的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都是团中央的老人。现在有关党史的出版物和博物馆的陈列中，仍见不到胡耀邦的名字和照片。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不能这样做。在当前这种伪史、假象泛滥成灾之时，经过上述五位忠实的部属（张黎群不久前去世）多年劳动撰写的《胡耀邦传》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反映耀邦生平，既不溢美，也不文过，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把耀邦的功过是非当成历史的经验教训，秉笔直书。文信国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以为《胡耀邦传》，是史家的直笔，是体现天地之正气的。这本《胡耀邦传》，就是一部体现了天地正气的信史。这部《胡耀邦传》如能出版，不仅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也可告慰耀邦在天之灵。
张黎群等五位作者，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书中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学养之外，还贯注了他们对领导兼朋友的耀邦的深厚感情。耀邦的平易近人，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总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这些话使他们最难忘却。张黎群曾是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同耀邦的关系密切。1957年耀邦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张黎群几乎被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主持人打成右派分子，耀邦回国后把他保护了下来。他们五位对耀邦的亲身感受，想必也会感染读者的。
我深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更了解耀邦，更亲近耀邦，更崇敬耀邦。我更希望读者们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更自觉地成为耀邦事业的后继者，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认真实施宪政，成为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我已经快八十八岁了，我也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振臂高呼这样一句口号：向胡耀邦学习呵！
2004年10月初
附言：
2005年11月18日，本文写完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顺应民意，重新肯定了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绩。随着社会的进步，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胡耀邦同志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意义。
（责任编辑 吴思）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杜导正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共和国整整走过一个甲子的历史了。60年前，我是一个25岁的毛头小伙子，60年后，我垂垂老矣。古语云：“鉴往知来”，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前行，必须清醒地回首。作为陪伴共和国走过60年风雨的老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干部，近一段时间，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2008年春，在北京薄一波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说。题目是：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这是我长时间思索后的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用来总结共和国60年的历程，也同样适用。
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