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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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长时间思索后的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用来总结共和国60年的历程，也同样适用。　
　　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我们又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　
　　这样，共和国60年的历史就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两个人、两个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新民主主义”就成为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两个毛泽东之一：有大功的毛泽东　
　　　
　　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是毛泽东时代；1921年至1949年，从广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这样，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单纯地从时间上来考虑，而是从毛本人前后的作为考虑。简而言之，有两个毛泽东。　
　　对于已经逝世32年的毛泽东，对他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长处与短处，如何评价？应该“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平和的态度。　
　　许多人讲，“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仍然会在黑暗中摸索。这句话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此有痛切的感受。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直到1820年，GDP仍占全球约30％；但是，实际上，从所谓的“康乾盛世”甚至再早闭关锁国时就走向衰败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遭受了数不清的战乱，被侵略，中国人民满怀屈辱和悲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儿时的那首歌曲，其中唱到：“亡我国呀，灭我种呀。”为什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就是那时中国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境地，必须用“民族主义”旗帜来拯救这种危亡。可惜，他过早去世了。在其后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民族危亡的局面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在事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问题上，当然不能说蒋介石政府是卖国的，但它有很大的动摇性，尤其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人的入侵。而实力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此民族存亡的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立场则非常坚定，寸步不让。所以，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特别是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我14岁就参加抗日战争。那时候，参加抗日队伍，有投奔“国军”和“共军”的选择。我的家乡在山西，山西基本上是“国军”的地盘，“共军”是因为国共合作后才开拔到这里的。我很小，但我读小学读初中时，已读到过毛泽东和中共的一些文字，知道毛泽东领导的“共党”和“共军”是最坚决抗日的。这个党是为国家的前途是为老百姓而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敬仰的感情。这也是当年投奔“共军”的所有人的基本想法。所以，八年抗战，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也不断地壮大。毛泽东这个功勋是历史性的，谁也否定不了。　
　　既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为百姓的，那么，党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三条，讲“民生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个土地问题。过去，少数地主阶层人口占据了大部分土地，地主所有制压得中国农民喘不过气来。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暴动的目标都是夺得土地。为此，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但他同样也没有来得及搞。而作为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连一句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他都不敢提，因为蒋在当时是地主官僚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人物。　
　　1943年，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曾刊登彭德怀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白话诗：“屋漏锅破肚皮饥，哪有心思想别的？”这至今使人印象深刻。在当时，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来说，什么婚姻、自由、人生规划，都根本无从谈起。农民渴望手里拥有土地。那一年，我在中共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　
　　共产党、毛泽东长期开展土地革命，并于1947年开始土改。那时候我被《晋察冀日报》派到定县西关北街领导土改，亲眼看到农民分到土地后，那种内心欢呼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浓烈情绪。土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极大地加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不过，现今需要反思的是，在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我们本有条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虑和平土改；但很遗憾，出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更拥护自身政权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续了暴力路线。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就是“民权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这一条，蒋介石也完全丢了，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其根据地的政府，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却继续捍卫着、实践着。　
　　前几年，有人编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把我们党在抗战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有关民主政治的言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社论，汇编在一起。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来，在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根据地的人民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热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　
　　就我自己来说，我始终记得当年印象非常深刻的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44年说的。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第二段话，是1944年2月《新华日报》社论中说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这两段话说得何其好啊。那时，我们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深恶之痛绝之，对一党专政所带来的腐败也都耳闻目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要摒弃这些恶政，还权于广大人民，我们是多么地拥护。像我这样年少即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就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民族解放、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建设一个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人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好政府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能不为人民所拥护吗？　
　　因此，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三个方面大获成功，共产党和它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壮大起来了，在1949年建立了一个全国的新政府。毛泽东以上的功劳应当给予肯定。当然，这份功劳不是他个人的，属于整个领导集体，属于全党。但是，毛泽东起到了领袖的巨大作用。　
　　　
　　两个毛泽东之二：有大错的毛泽东　
　　　
　　可是，1949年建立政权后，毛泽东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另一个毛泽东：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好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则犯有严重错误，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在这方面，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其结论总体上是正确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七年中，中国的发展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失误：包括“反右运动”“大跃进”“共产风”“反右倾”，也包括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一系列错误，毛泽东都要负主要责任。而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惨重损失，可谓一场浩劫。这场“革命”是由毛“发动和领导的”，这也无可争议。　
　　因此，虽不能说晚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他的后半生是一出悲剧。　
　　“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决议》中的这段分析，值得体味。　
　　悲剧的核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在探讨。有人把毛泽东的变化主要归咎于个人品质、“帝王术”那一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有片面性。不错，毛泽东古书读得多，他烂熟《资治通鉴》，也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比方说，拉一方打一方等等。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依我看，毛的悲剧的产生，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一，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认识上有误区；二，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三、制度的缺失，中国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　
　　先说第一条。毛泽东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学者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努力在中国搞试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革命”为手段，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他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兵民一体，学校同时是工厂。他的梦想是如此“美丽”。平分土地没几年，就搞合作化；刚刚搞了初级社，马上就拉起高级社，紧接着就闹人民公社，锅碗盆勺一概归公。当他这一套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并为人们所反对时，他就拿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打击不同意见。“反右派”“反右倾”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后，他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检讨，但紧接着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化阶级斗争学说。可见前次检讨时，他的乌托邦主张并没有改变，不过是政策上作了暂时让步。到1965年，形势稍有好转，他马上准备和发动了“文革”。“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继续革命”，实现他的乌托邦。　
　　公允地说，毛能这么“折腾”，也不能把账全算在他身上。1949年我们夺取政权后，一方面，大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