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温商学习-李凤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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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争第一，就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我们所倡导的争第一，不是头脑发热的争第一，不是盲目蛮干的争第一，不是粗放式的争第一，更不是为争第一而争第一，而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争第一。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我们就会走一步，退一步，甚至走一步，退两步，最终导致企业的衰亡。
“第一”的市场地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竞争，“第一”的优势可以为企业赢得数倍的品牌价值，不可撼动的顾客忠诚度，行业第一的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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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温商学习》上 篇（2）《向温商学习》 三顶帽子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五
即使生意不大也要洞悉天下
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罗斯柴尔德
信息，尤其是政府和政策方面的信息决定着商人的存亡，一个政策可以成就一个企业，也可以毁灭一个行业。信息是财富的引领者，只有关注信息才能借助大环境，扶摇直上。政治是商战的大环境，只有适应环境，并且利用环境，才能屡战屡胜。
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温州人都视为商机，他们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息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除了讲究商业道德之外，还包括政治之道。经商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经商者不讲政治就没有市场。据报载，当美俄英法等国的维和部队开往科索沃时，一支华商人马也悄然向南斯拉夫挺进，他们带去了南斯拉夫市场紧缺、人民急需的商品，如凉鞋、T恤衫、灯泡和五金建材等，把物美价廉的物品卖给饱经战火创伤的南斯拉夫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是个鼓舞，同时又抢占了当地市场，可谓既行仁义又获利益之举，这就是政治风波下商人最佳的生存状态。
三顶帽子
介绍温州的文章，经常会提到：“温州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因为这三顶帽子，温州人比其他地区的人经历了更多的风雨，受过更多的苦难，并与政府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关系。
“五十年代是前线”是指在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的政权将温州作为他们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一次又一次派遣武装人员在温州登陆，政府决定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准备“放进来，关门打狗”。温州这个小地方，一夜之间从寂寂无声到万人瞩目，随着一次次的登陆、空降、空战，在全国性的大运动、大斗争中，温州的政治之弦，绷得比全国的任何地方都紧。
“六十年代是火线”是指在“文革”中发生在温州的大规模的武斗现象。据说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有两个地方，一是武汉，二是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厉害之处在于战火猛烈，死伤的人数众多。温州的经济基础本来就差，这一折腾更是雪上加霜，温州人的生活成了大问题。当时的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所以，流行起这样的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站着等死（水），坐着倒霉（捣煤）”；“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
七十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凭着手艺创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却挑衅了政治的神经：全国人民都在老老实实的上班，过着朝八晚五的生活，惟有你们温州人东流西窜的去赚钱，你们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当时，有一位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养了。”对温州人来说，“资本主义黑线”几个字是惊心动魄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惨痛。柳市八大王无一不是坐过监狱，或是受过批斗的，个个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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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温商学习》上 篇（2）《向温商学习》 柳市八大王
柳市八大王
想了解温州的民营经济，“柳市八大王”是不应被遗忘的一群人，“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开国元勋总是身处风口浪尖，前途堪忧。同样，作为“温商”开山人物的“柳市八大王”的故事充满了兼有风光和酸楚的传奇色彩。
所谓“八大王”，是活跃在流通领域的8位经营大户，他们分别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开始了个人创业，并大跨步成为富得冒油的大户，八大王掸掸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开始了新的纪元：他们率先盖起了楼房，买起了摩托车，安装了电话，成了柳市乃至温州最早富裕起来的个体经营者的代表。
“机电大王”郑元忠回忆说：“我从小胆子就非常大，出生在柳市的农村，初中没念完就赶上‘文革’，回家当了社员。柳市人多地少，当时我就想，任你怎样‘学大寨’怎样‘战天斗地’，只搞农业是永远挣扎不出贫穷的烂泥塘的。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搞些小作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成了‘万元户’。后来发现低压电器利润大，我就办了一个低压电器小工厂。几年时间竟挣了十几万元，一下子成了温州的电器大王。”致富，就是如此简单，平实的语言概括了当时“草长莺飞”的现状。
在物质生活上，“八大王”中出了许多的柳市第一。如刘大元是柳市第一个装上电话、第一个购买摩托车的人。他现在还时常想起当时的风光场面：“一路开过来，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哪个大人物的子弟。”而李方平那幢造价7万多元的房子，后来被人斥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1982年1月，中央下发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
郑元忠回忆说：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没有经过提审，直接把我关押了1个月，然后，就被押送到了死刑犯的牢里。当时，一股凉气从我心里冒出，“这条命算是完了！”
刘大源是最幸运的一个，他早起上街，当看到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时，暗自心惊。他做出了生平最为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亡命天涯。刘大源回忆说，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其他几个“大王”的命运大抵相似，或关押，或逃逸，转眼之间，从人生的顶峰跌到了生命的谷底。在社会的洪流中，八大王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就只有随波逐流，淹没于滚滚红尘。
政府逮捕“八大王”后，温州的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温州人少地多，本没有什么资源，也缺少国有企业，打击个私经济之后，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当年下令批捕“八大王”和随后为“八大王”平反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在20年后回忆说：“他们曾经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被释放出来之后，这些曾站在全国经济浪尖上的“八大王”，难免有点失意和消沉，他们决定从此洗手不干了。只有郑元忠一个人下了狠心，决定再战江湖。性格决定命运，当年的“机电大王”郑元忠，现在仍然是温州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八大王”事件后，郑元忠成立了精益集团，并在短短几年之后，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柳市低压电器业的四驾马车之一（其中有一家求精集团后来分裂成两家，并分别发展为目前温州最大规模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1996年，郑元忠联合十余家企业组建庄吉集团，如今，庄吉集团已有2000多名员工，年产值超过10亿元。
与郑元忠的风光相比，其他几位则显得有些平淡。“五金大王”胡金林，在柳市后街工业区开了一家三林电器公司。刘大源的“大源螺丝店”已经变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一间单开间的门面，让他可以安享晚年。“目录大王”叶建华在前四街开了一家照相馆，直到1993年关门。他说：“如今是年轻人的时代，年纪大了，也拍不出好照片，不如关门。”“线圈大王”郑祥青放弃了旧业，办起了家用电器厂。“矿灯大王”程步青遭受打击后，就一直在外经商。“供销大王”李方平漂洋过海，定居他乡。“旧货大王”王迈仟于1995年死于肝癌，时年50岁。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如今的“八大王”已成为昨天的记忆。唯心主义者说：这都是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在商人的眼里：这是机遇，机遇只有抓住了才是机遇，厄运只要避过了就不是厄运。
在温州人的思维模式里，没有“等、靠、要”的说法，温州每年有好几万下岗职工，他们从来没有找政府的习惯，温州人说：“自己的事情，干吗找政府？找市长不如找市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温州人这样说着，也这样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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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温商学习》上 篇（2）《向温商学习》 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无所适从的温州政府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定位：无为而治，有所为有所不为。温州市长钱兴中曾为自己的政务确立如下准则：“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政府放弃‘过时’的职能，逐渐退出微观领域，微观经济活动由企业自主决定，由市场自我调节；市场体制的建立则仍需政府推动；针对市场初期的负面效应，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以规划、引导、监督、服务为主形成政府导向作用。”正是政府官员找到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放的位置，“在温州，凡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雇工经营、合股经营等等百花齐放，温州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温州政府的“无为”发展为主动的自觉的无为，政府主动让权，让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交通、邮政、科技、材料行业，一位市经委主任曾笑称：“在温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