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教育出版电子书 > 李宗仁回忆录 >

第104章

李宗仁回忆录-第104章

小说: 李宗仁回忆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作“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一)
  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所以在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原先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策略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不过这批人一向对我都十分友善,毫无芥蒂存在。所以他们如果能转而支持我的话,我就可以推动第三方面人士,对中共增加压力,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可是我这一想法,未几便证明完全破产。这时中共之胜利,几乎已成定局。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不特此也,中共这时的统战反较前更为活跃。李济深在亲共的左右包围之下,已离港赴平,参加中共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试探中共对我谋和的反应,我又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一“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此时的“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①'①原稿是刘仲容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救国日报》在报道“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时说:“随机同往者,有代总统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可见,此处似为刘仲华而非刘仲客。—编者注',立委黄启汉也要求随机前往,我也特准了。后来的新闻报道说他二人是我的私人代表,实是误传。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乃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方案。原电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轻,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惮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捆,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在此同时,我又特派甘介侯以我私人代表资格,去上海联络当地一批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如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希望他们也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和中共之间的调人。一月三十一日,我又亲率邵力子去沪,一一登门拜访。
  我另外又邀请陈光甫也加入此行列,偕同飞平,但为陈氏所婉拒。光甫与我为老友,是沪上有名的银行家。一九二八年当蒋先生主持南京中央时,曾一度邀请陈氏入阁,陈氏婉却之下,我曾劝他接受。陈氏当时微笑向我说:”等到有一天您荣任国家元首时,如有差遣,我一定不辞犬马!“此次在上海我重提前约,加以邀请。陈说现在时移势异,今非昔比,他实在难践前诺了。
  我自沪还京不久,前派”人民代表团“在与共方领袖协谈之后,亦自平返京。刘仲华告我,共方领袖有意与我合作,但有先决条件。第一、他们要我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第二,要帮同中共解决蒋帮的残军余党。中共此项要求是显然在离间我和蒋的关系。至于我和美国的关系,我那时并未收到一分美援。纵使美国政府对我政府提出经援,此项美援亦与往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绝不为接受美援而丧权辱国。我固针对共方建议也提出五条对策,嘱刘携往上海,俾由第二批飞平洽谈的代表携平面致共方诸领袖。我所拟的五条要义如下:
  一、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二、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
  三、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生活自由。
  五、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
  我的第二个代表团终于二月十四日专机飞平。在此前后,共方由于正在消化其上次战役所获之战果,长江下游的军事几乎完全停顿。同时我方海军舰只,亦在大江上下巡逻,防止共军渡江,因此京沪两地的紧张局势,顿见和缓。人心日趋安定,市面亦恢复繁荣,人民正日盼来自北平的好消息。殊不知即在此时,孙科主持下的行政院突然自南京撤往广州。孙氏此举的目的,是显然与我故意为难。
  (二)
  原来在我主政之初,我就想一反蒋氏当初的独裁作风,好让行政院按宪法总搅政务。而不幸的是那时的行政院长,却是我竞选副总统时期的政敌孙科。孙氏原于上年十二月中句继翁文灏为行政院长。
  孙科与我本有多年友谊,不幸在我竞选副总统期间,我的几位助选人——尤其是黄绍竑——曾把宣传工作搞得有点过火,对孙氏作了人身攻击。那时绍竑以笔名在报刊上写了一系列攻击孙科的文章,揭发其所谓”敝眷蓝尼“事件。
  蓝尼原是上海一位颇有姿色的交际花,一度也曾作过孙科的外室,并替孙科生了两个女孩子。但是战时蓝尼仍留居上海,并由不明途径取得了大量私产。因此在战后政府没收汉奸财产时,蓝尼财产亦在被没收之列。蓝尼不得已乃乞援于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孙氏乃出面为其缓颊,因而在孙氏为此事向战后上海当局所写的信件中,曾提出”敝眷蓝尼“如何如何。这就是”敝眷蓝尼“事件的发端。蓝尼既是沪上交际名花,照片和新闻屡见报端,因而这”敝眷蓝尼“的新闻一经传出乃不胫而走,成为一时的花边新闻。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副总统竞选的白热化状态之下,孙氏以蒋氏的”黑马“身分一跃而出,那本有相当文学天才的黄绍竑便搬出这些老故事,写出新新闻,一时哄传,孙科为之尴尬不堪,也因之痛恨入骨,对我当然更不谅解。他对后来的竞选失败,本可淡然处之,唯独对此蓝尼事件,则永难冰释。所以在我接任代总统之后,他就乘机报其一箭之仇了。
  孙科之外,我还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那便是cc系对我的反对。该系领袖们从未体会到我之出任代总统实为政府图存之必需;他们只觉得蒋去李来,却是”桂系“在中央夺权运动中取得了最后胜利。为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们对我都要杯葛一番。因此在蒋氏幕后示意之下,cc系乃联合孙科一帮,对我进行打击。打击我的第一着便是把政府南迁。
  在此紧急关头,如政府突然搬家,不特替中共制造借口,拒绝和谈;同时也会动摇军心民气。但是不管我如何反对,在蒋先生下野之后,孙科还是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了。未几立法院亦随之摒挡而去,南京顿成半空状态。所幸那时尚有大批颇识大体的立法委员,仍愿留在南京,与我同其甘苦。
  我们的政府既然形成宁穗分立,两方甚至公开对骂,我真为之伤透脑筋,因此我在把政府中急务稍清之后,并在等待共方回信时期,乃以南巡为名,于二月二十二日亲飞广州。抵广州机场时,孙科和陈立夫二人皆在机场接机。当晚我便和孙氏作竟夕之谈。我用温和而坚定的口吻,要孙科把政院各机关立刻迁回南京。最初孙氏还说:”在敌人的炮声隆隆之下,我们怎能办公呢了“
  ”哲生兄,“我说,”抗战八年,哪一天我们不在敌人炮声隆隆之下办公呢!?“
  孙科终为我的诚恳而坚定的态度所折服,答应把行政院迁回南京。二月廿五日我乃绕道桂林、汉口还都。孙科亦于二十八日迁返,这样才结束了一场小小的府院之争。只是那时仍由CC系掌握的”中央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2 14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