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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李宗仁回忆录-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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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有人“逼宫”而他故意不去的姿态,其实他是别有所待。孰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事的反应极为冷淡。蒋夫人在美的活动也处处碰壁,使他绝望。再者,此时各地民意机关、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等都急于谋和,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希望他早日引退,庶几和谈能早日实现。
  更有一重要因素,促使蒋先生下最后决心的便是共军的长驱直入。至三十八年一月中旬,共军已攻到江北。北岸我方只剩下乌衣、浦口和安庆三个据点,中共大军百余万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炮声。局势发展至此,正如张治中所说,“即死硬如CC分子,亦深信蒋先生下野乃必然之趋势”。蒋先生觉得不能再等了,他要让我出面来缓和这一紧张的局面。
  (二)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许,蒋先生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
  蒋先生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先生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哀痛。CC少壮分子、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先生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纸拟好的文件,告诉我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蒋先生便收回去了。最后,大家又商讨一些今后和谈的原则问题,蒋先生便起立宣布散会了。
  我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先生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说着,他就走向门外。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呈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
  我们都知道蒋先生下午要在明故宫机场起飞离京,大家午餐之后,便陆陆续续地赶到机场。谁知蒋先生离开会场后,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到杭州去了。大家都空跑一趟而回。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攻?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在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当天下午张群打电话给我,说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我过目后发表,希望能与我一晤。为客气起见,我特地乘车往张群住宅晤谈。张即将蒋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给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我坐下细看全文,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我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如是则一月二十一日以后的蒋先生究系何种身份?所以我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而蒋先生所引则为该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总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蒋先生亲口所说的“继任”。所以我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写为“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一月二十一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己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从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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