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东:第一次敲响的是警钟+第二次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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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必定表里如一，不昧大义，不避艰险，羞于充当既得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只要是正直的政治家，必定襟怀坦白，出于公心，出自正气，耻于为党派私利殉葬。前人尚能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后人岂可对国家存亡置身事外。昔有谭嗣同慷慨赴难，为国捐躯；今有真忠良为民请命，拍案而起。一个舍生取义，宁死不苟；一个以直去位，宁折不弯。一个浩气长存，彪炳史册；一个正气凛然，口碑载道。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要舍得一身刮，不顾生死，哪管毁誉荣辱。要不负一世名，只为是非，何计成败得失。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要杀出一条血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要夺取一线生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非此不足以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打开改革新局面，开辟历史新纪元，创造民族新时代。
四、政治家应当勇于承担政治责任
尽管问题积重难返，局势危机四伏，形势艰难严峻，但是，据此就对改革丧失信心，断言改革的命运已经注定，仍然失之武断。作出如此悲观绝望的论断，决非建设性的立场，也非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诚然，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腐败已经成为不治之症；由于持久过度依赖暴力，现实政治已经患上绝症；在社会底层，局部地区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由于存在致命的缺陷，既定的改革路线已经陷于绝境，僵化的改革理论已经破产：这些都属于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国家并未达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地步。人民也未陷于一蹶不振、万念俱灰的状态。改革的有生力量并未断绝。改革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局势仍有可为的余地。起死回生并非绝无可能。
回顾过去，差不多90年前，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强烈的信仰追求驱使下，在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下，以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不管贬褒怎样，它以勇于变革、除旧布新而著称于世。为真理而斗争，为扫除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献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是一切真正的革命家豪迈的激情与品格，无论功过如何，这种精神与气概，震古铄今，可歌可泣。60年前，毛泽东等人带领共产党人夺取了这场革命的胜利——他后来发动的另一场革命在性质上虽存在争议，但其革命特征无可置疑；30年前，邓小平等人又推动共产党人致力于改革——他强调这在社会性质上同属于革命，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尽管这些英勇壮举的是非功过，一言难尽，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革命的精神是可贵的，革命的勇气是可嘉的，革命的动机是可敬的。千真万确，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人可以无宗教信仰，但不可无宗教精神，更不可无精神信仰。
现在，革命的火把传递给一代新人，革命的重担转移到新世纪。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人们，需要以自己的行动，作出无愧于先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回答，敢于再接再厉，发扬光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一场新革命，也是一场新抉择，因而必将以其新表现，使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受到严峻考验。是否敢于否定自己，是否勇于对自己革命，是衡量与鉴别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征诸历史，所谓既得利益问题，在毛泽东等领袖们那里，丝毫不成问题，也从来不成问题。否则，他们就既不会在当时执掌国民政府的国民党中已经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之后，毅然另立山头，敢于面对强敌我弱的军事形势，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甘冒生命危险，执意追求实现自己的政治信念；也不会在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以“准备跌得粉碎”的政治勇气，晚年谋求变法，另起炉灶，发动文化大革命，企求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当然其效果又另当别论。甚至于在邓小平那里，也不成什么问题。否则，他就既不会在其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为坚持独立政见而付出巨大政治代价；也不会在其晚年复出后，不甘心安享高官厚禄，毅然与其改革伙伴一起，顶住所谓“凡是”派的顽强抗拒与巨大压力，奋勇推动国家打开改革开放的政治新局面。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人那里开始，所谓既得利益问题，到现在居然变成了问题，并且变成了一个难于克服的巨大问题？昔日，前人毅然向问题发起挑战；而今，问题竟然对后人构成挑战。从前，先辈能够断然粉碎难题；现在，后辈居然可能被难题粉碎。这究竟是社会与时代变了，还是政治与人格变了？或者，这究竟是由于问题的实质与表现变了，还是由于人们的精神与作风变了？这种现象，值得一个以所谓自强不息著称于世的民族深长思之。
即使从普通的工作意义上讲，也有理由使人对政治家挽救国家危局，寄予厚望。社会分工需要职业道德的规范，也离不开职业道德的规范。公共领域需要从业伦理的约束，也离不开从业伦理的约束。古人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为古代“士”之为“士”的社会分工与职业身份的资格认证和职志所在。因此，相应地，政治家得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政治家得体现出政治家的胆识，政治家得担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政治家得展现出必要的政治道德。这是不可推诿的抉择，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不可逃避的义务。无论是谁，只要他站在当前的重要政治岗位上，都不仅责无旁贷，而且义不容辞。不仅付诸行动，而且刻不容缓。
一切有政治自觉性的人们，有政治责任感的人们，应当牢记，权力决不等于权利，也不是利益，不是享受，不是荣耀，而是意味着责任，是担当，是义务，是使命。权力必定与责任密切相关，权力大小必将与责任轻重成正比。权力必定以责任为条件，权力威信必将与责任能力不可分。谁有幸掌握国家权力，谁就对国家与国家的命运肩负了责任，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责任，并且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谁有权力领导人民，谁就为人民和人民的生存状态承担了义务，这是一宗极为广泛的义务，并且是无可争辩的义务。
还应当记住，政治是一场游戏，因而有其公认的游戏规则。如果认为这种观点欠严肃，或欠郑重，或欠庄重，进而坚持如下政治信念，即政治属于庄严、伟大的人类事业或社会活动，应当赋予其神圣的道德意义与法律地位，那就更应当承认，政治活动必有其相应的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力，其表现不是严正的律法，就是严酷的律令，不是严厉的戒律，就是严明的纪律，不得违犯，否则必受严惩，为之付出代价。
没有人乞求谁接受权力，也没有人强迫谁站在权力岗位上。因此，只要谁掌握公共权力，站到公共事务岗位上，就意味着同意并且已经同国家与人民庄严签定了神圣的合约，从此自愿肩负了相应的重任，自愿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并且立即自动生效。不言而喻，同任何商业性质的合同契约的执行规则一样，违约自然承担责任，违约应当接受处罚，违约需要付出代价，违约必须受到谴责。因此，政治家有使国家免于毁灭的责任，有使公众摆脱灾难的义务。如果不能做到奉公克己，守正不阿，拒绝作出明智果敢的决断，借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致铸成大错，酿成大祸，那就不仅属于政治不作为，政治上不负责，政治上失职，而且属于政治渎职，政治犯罪。
毫无疑问，不论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政党，如果在事关国家治乱兴衰、事关民族存亡续绝、事关人民前途命运、事关社会生死祸福的大义问题上，不讲是非，只管利害，不论正邪，只顾得失，不分公私，只争去留，不明大义，只计毁誉，那就是利令智昏，寡廉鲜耻，就是穷凶极恶，丧心病狂，就是祸国殃民，罪该万死。
毫无疑问，不论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政党，如果在国家陷于毁灭边缘的危急关头，大权独揽又拒不作为，反复坐失良机，继续听天由命，那就不仅属于不负责任，而且是渎职犯罪；不仅是品德欠缺，而且是道德败坏；不仅是居心不良，而且是丧尽天良；不仅是没有良心，而且是丧失人性。这样做，就不仅是丧失政治良心，丧失政治道德，丧失政治责任，而且是政治败坏，是政治无耻，是政治罪恶。
即使不诉诸高级的政治责任，不诉诸高尚的政治品德，不诉诸高度的政治觉悟，不诉诸高洁的政治良心，只从个人切身利益出发，从自身利害关系出发，从家庭亲属的生活前景出发，从子孙后代的未来幸福出发，一句话，即使不从公共利益出发，只是本着狭隘、卑微、凡俗、庸常的利益原则，仅仅出于普通平凡愿望或正常人性需要的动机与考虑，当前的局势也会足以驱使明智的政治家得出明智的结论，并采取明智的行动。
毫无疑义，如果坐视不救，必定在劫难逃，灾难的打击迟早会降临。即使运气好，灾难的发生可能往后推迟十年、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些，上一辈人侥幸躲过去了，下一代人怎么办？推迟灾难性结局到来，难道只是为了使自己逃过一劫，幸免于难，以便使劫难最终落到后人头上？这样做居心何在？于心何忍？如果这不算嫁祸于人，又算什么？如果这不算包藏祸心，又算什么？前辈已经老去，并且来日无多，而下一代人生之路正长，生活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如果让无辜的后代为父辈的昏庸承担后果，使不幸的后人为前人的罪孽付出代价；如果后代为前辈背上道德黑锅，后辈为前人背负政治包袱，后人为前代蒙受社会耻辱；如果苦果由他们吞下，苦害由他们承当，苦难由他们忍受，苦海由他们煎熬；如果前辈脱身，后代面对，前人作孽，后人遭殃，行事如此可鄙，岂无良心发现？岂能心安理得？行径如是可耻，如何向他们交代、解释，如何为自己开脱、辩解？家小何罪？后裔何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所以，政治时机不能一误再误，政治错误不能一犯再犯，政治选择不能一错再错，否则势必咎由自取，自食其果，既难以求得后人宽恕，也不会获得后人原宥，更无法取得后人谅解。这种状况不应当继续下去，也不允许继续下去，事实上也不可能长时间继续下去了。
的确，对于那些掌握了巨大的国家权力、站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的人们来说，无论其以公仆身份自命，还是以领导人身份自居，指望由人人都出来担当，这不现实，也不奢望。要求由多数人出来担当，这不易于，也不可得。但是，希望由少数人出来担当，这不强求，也不过分。然而，如果没有人出来担当，那就不应该，不像话，显然异乎寻常，实在匪夷所思，完全不可理喻。如此下去，那就令人震惊，令人发指，令人绝望，令人不齿。长此以往，就必定不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