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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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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地,袁崇焕的心情是复杂的。
  青史凭谁定是非
  六月初九日,袁督师离开双岛,经旅顺口,返抵宁远。
  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处死雄镇一方的毛文龙,他毕竟有些忐忑不安,必须立刻报告朝廷。他写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奏疏,在奏疏的末尾,流露出这种不安的心情,向皇帝请罪。他写道:文龙大帅,不是臣可以擅自处死的,臣不觉以身试法,擅自将他处死,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只求有利于封疆,臣不避死罪,现在据实报告,等待处分,听凭皇上降罪,任由舆论评判。臣临奏之时,不胜战惧惶悚之至。
  这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流露。尽管皇帝赐予他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但是毛文龙也有先帝所赐尚方宝剑在手,与一般边防大将的地位有所不同。何况大敌当前,未经请示,竟然擅杀一名大帅,此事非同小可。无怪乎他要在奏疏中连呼“战惧惶悚之至”、“席藁待诛”了。
  他的“战惧惶悚之至”并非矫情之词,情况确实很严重。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大为震惊,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明史·袁崇焕传》提到了这一细节:皇帝骤然获悉此事,心中非常惊骇。考虑到毛文龙既然已经死了,朝廷正要倚重袁崇焕恢复辽东,不便发作。于是下达一道谕旨,对他加以褒奖,并且要求公布毛文龙的罪状,用以安抚袁崇焕的不安心情。
  朱由检左右为难,从内心而言,他不赞成处死毛文龙,可是又不能因此处分袁崇焕,使得辽东局面无法收拾。他不得不改变先前对毛文龙的优容态度,在六月十八日的批示中,明确支持袁崇焕对于毛文龙的看法。他说:毛文龙悬踞海上,浪费军饷,冒报战功,频频违反朝廷命令,不受节制,要挟跋扈。卿能够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必引罪。几天之后,他又向兵部发去一道谕旨,重申他的意见:朕把辽东托付给督师袁崇焕,巩固边防,恢复疆土,在外的一切军机听任他便宜从事。毛文龙悬师海上,名为牵制,全无事实,欺诓朝廷,雄行跋扈,显露叛逆形迹。袁崇焕目击危机,就地正法,自是行军纪律,事发突然,原不必受朝廷制约。朕已下达谕旨,要他安心任事。
  对于朱由检而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已经把辽事全权托付给了袁崇焕,只要能够实现“五年复辽”大计,一切都可以便宜从事,处死跋扈的毛文龙当然难以问罪。
  对于袁崇焕而言,处死毛文龙,可以说是一大错误,于己于国都是弊大于利。
  从自身考虑,他在处死毛文龙之前曾经发誓:我如果不能恢复辽东,愿意先试尚方宝剑以谢罪;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如果不能五年复辽,请求皇上将臣处死。这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诺言,那么日后的下场也许比毛文龙更惨。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袁崇焕杀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
  从国家考虑,临敌斩帅乃兵家大忌,涣散军心,削弱牵制后金的犄角之势,使皇太极消除了后顾之忧,坐收渔翁之利。这一切不幸而被毛文龙所言中:“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令人惊讶的是,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之后也流露出同样的心情,在归途中赋诗一首,不加掩饰地抒发了“同室操戈”的遗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诚然,毛文龙确有问题,比如飞扬跋扈、不听节制、虚冒军饷等。但是他在皮岛和辽东有着不可替代的牵制作用,从全局考量,是不应当处死的。他是后金军队南下骚扰的最大后顾之忧,似乎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在读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奏疏后,发表评论,在表示赞赏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毛文龙所在的皮岛,离开后金八百里,固守根本不成问题,牵制敌人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他所控制的旅顺、金州等地,地势险要,距离宁远又近,屯重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大声势,战时可以深入虎穴,已经无可奈何地认可毛文龙的辖区有牵制后金军队的战略作用。兵科给事中宋鸣梧也指出,兵法强调用犄角之势牵制敌人,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使后金“首尾狼狈”。即使袁崇焕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说:毛文龙的东江(皮岛)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是牵制敌人必须依靠的力量。
  有鉴于此,后金始终把毛文龙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屡次派兵征剿难以奏效,试图招降也没有成功。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情,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就叫做“亲者痛而仇者快”。
  以后的历史以惨痛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就是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袁崇焕因此而被捕入狱后,官员们纷纷评论。有的人指出:毛文龙的部将有背叛迹象,不胜惊忧,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成为明朝的大患,可以四处出击。有的人因为毛文龙部将哗变,指责袁崇焕是假公济私,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在京城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派去安抚。
  但是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发动武装叛乱,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讽刺意味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非袁崇焕所说的那样只会冒饷不会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日后成为南下征战中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部队。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是袁崇焕处死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几百年以后,历史学家谈起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桩公案,意见十分分歧。
  明清史前辈学者李光焘在1940年代撰写的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清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扑朔迷离的史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皮岛)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死有余辜。这种毫无回旋余地的过于偏激的结论,与他的论文风格显得格格不入,令人费解。
  无独有偶,1980年代研究袁崇焕的专家阎崇年,在《袁崇焕“斩帅”辨》中,从推崇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出发,为他处死毛文龙百般辩护,极力证明他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可惜过于感情用事,难以令人信服。
  相隔四十年,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何其相似乃尔!
  1990年,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考》,对上述看法提出商榷,他援引辽东封疆大吏王在晋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袁崇焕杀毛文龙,实际上是帮助后金消除“肘腋之患”;如果不杀毛文龙,后金“必不敢长驱而入犯”。我以为,尹韵公的观点,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德国近代历史学家兰克说,历史叙述应当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这是我们的准绳,也就是说,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恢复历史的真相。我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想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

  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1)

  己巳之变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敌军越过长城、围困北京的己巳之变(按:崇祯二年是己巳年)。
  崇祯初年,北方边防形势颇为吃紧,既要对付辽东的后金,又要对付漠南的蒙古。因为这个缘故,朱由检在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的同时,根据袁崇焕的推荐,任命三朝元老王象乾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宣府、大同一线,抵御漠南蒙古。并且要求他们二人共同协调边防大计。
  王、袁二督师面议的结果,不谋而合,主张是一致的,那就是“抚西以拒东”,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所谓“抚西以拒东”,意思是,在西面用招抚的手段对付蒙古,集中力量抗拒东面的后金。可惜的是,这一方略并未奏效。因为皇太极深知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极力拉拢,又是联姻,又是盟誓,又是封赏,力图获得同盟军,为他的南下寻找突破口。事实上,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漠南蒙古勾结后金,为后金提供通道,成为不可忽视的隐患。
  辽东明军内部同室操戈,袁崇焕杀毛文龙,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一个极佳时机。
  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皇太极率领后金与蒙古军队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的坚固防线,绕道辽西,经过蒙古哈喇慎部,进攻明朝边防的薄弱环节——蓟门。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关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阻击,就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
  遵化县城距离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蒙铁骑不日即可威胁北京。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严。
  袁崇焕身负蓟辽督师的重任,蓟州镇以及顺天府,都在他的辖区范围之内,敌军兵临遵化城下,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于是,他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原任蓟镇总兵,现已改任山海关总兵,是一员悍将,又熟悉蓟镇一带情况,由他救援遵化,是最恰当的人选。他接到命令后,三昼夜赶到三屯营(蓟州镇驻地),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和满蒙骑兵展开激战,被流矢射中而阵亡,全军覆没。第二天,遵化县城起火,守军崩溃,巡抚自缢,副总兵潜逃,总兵与妻子上吊自杀。
  这显然是袁崇焕没有料到的,十一月初五日,他亲自率领部队增援,并且把部署情况报告朝廷:由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教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保护帝王陵寝,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守蓟州。袁崇焕自己居中调度。
  十一月初十日,刚进入内阁的大学士成基命鉴于形势严峻,向皇帝推荐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钱粮,驻扎通州,确保京师安全。朱由检召见孙承宗,磋商京师防务大计。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认为袁崇焕过于收缩于京师外围,是消极防守,他主张布防于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线。因为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守住三河,就可以挫败敌军进犯通州逼近北京的企图;也可以防止敌军南下香河、武清,包抄北京的南翼。
  这是孙承宗比袁崇焕高明之处。袁崇焕此次增援北京,采取跟踪而不是阻击的战术,是一大错误。他发现敌军已越过蓟州向北京进发,居然指挥部队在后面跟蹑,于是乎,敌兵连续攻陷北京东面的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这不能不说是一招臭棋。十一月十五日,他赶到河西务,向将领们布置前往北京的行军方案,遭到将领们的反对。副总兵周文郁说,应该迎击敌军,不应该退守北京。而且按照惯例,边防军没有得到圣旨断断不可屯驻北京城下。袁崇焕固执己见,声称:为了救君父之急,虽死无憾。
  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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