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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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确保京都的安全。他居然舍弃这个上策，先是跟蹑敌军，后又退守京都，在旁观者看来，这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之下。果然，袁崇焕的这种消极战术，引起住在京郊的达官贵人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向朝廷揭发：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军劫掠焚烧，而不敢稍有抗击，导致城外达官贵人的园林别墅被敌军蹂躏殆尽。
这种对袁崇焕极为不利的舆论，被皇太极所利用，巧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他们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他故意引后金军队深入。此举激起京城内外民众的公愤。
袁崇焕在前往京城的途中，获悉这种舆论，上疏向皇帝引咎自责。皇帝倒颇为体谅，下旨安慰：卿驻防关外，兵力已经十分拮据，能够统兵前来，实属不易，希望一心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皇帝如此宽容，袁崇焕顿时安心不少。
不料，情况突变。十一月十七日晚，袁崇焕率军抵达北京的广渠门外，而后金军队也随之来到京城外围。第二天清晨，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人们争先恐后地传言：袁崇焕故意招引敌人。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记载了当时的一个细节：兵部尚书派沈文学前往袁崇焕军营试探虚实，沈文学对袁崇焕说：皇上对你有知遇之恩，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辜负朝廷。但是你的军队驻扎在城外，民众怎么识别你的忠诚？言官们含沙射影的弹劾，可以使你失去皇上的信任。况且你先前杀毛文龙，人们已经有所疑心，希望你立功自赎，如果稍不尽节，人们将会把你碎尸万段。
从这段谈话可知，朝廷上下对袁崇焕已经有所怀疑，埋下了日后悲剧的因子。而促成悲剧上演的是皇太极的一个阴谋。
皇太极的这一密谋，其实并不高明，类似于《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具体策划者是后金的高官范文程。在攻下遵化后，他向皇太极进献密策，实施反间计。皇太极在广渠门战败，嘱咐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虏的明朝太监杨某面前，低声耳语：今日撤兵，是皇上（指皇太极）的计策。刚才看到，皇上单骑冲入袁崇焕军营，有两人前来交谈。大意是与袁崇焕有密约，此事可以马到成功了。第二天，故意把杨太监放归。杨某立即进宫，把偷听到的情报报告给皇帝朱由检。
而这一切袁崇焕当然是毫不知情的。他正在广渠门率领总兵祖大寿，与敌军展开一场殊死战，迫使皇太极退兵南海子。
十一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这时他已经获悉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情报，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也为了嘉奖德胜门、广渠门之战的有功人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袁崇焕虽然并不知道皇太极的反间计，但鉴于兵临城下的危局，颇感自咎，心中忐忑不安。接到皇上的召见令，做好最坏的准备，穿着蓝布衣服戴上黑色帽子进宫。见到同僚，极力夸张敌军势不可挡之势，企图迫使朝臣提出签订城下之盟，促成敌军撤退。他甚至扬言：他们来此就是要做皇帝，已经预定某一天登极。在一片惊讶疑惑声中，户部尚书毕自严大为失态，舌头伸出久久不能缩回。见了皇帝，他又强调局势危急，朱由检顾左右而言它，拒不表态，一味对众将领表示慰劳，并且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解下来，给袁崇焕披上，向他征询战守策略。袁崇焕提出，连日征战兵马疲惫不堪，希望进城修整，朱由检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看来皇帝对他已经有了戒心，只是没有流露出来而已。
经过此后几天艰苦的战斗，皇太极无心恋战，主动撤退，京城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己巳之变”的危机终于烟消云散。
袁崇焕被捕入狱
十二月初一日，朱由检作了一系列布置，任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负责北京的九个城门以及皇城（紫禁城）的防务，司礼监太监李凤翔负责指挥忠勇营、京营的军队。显然，这是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以防不测。做好这些准备后，他下令召见袁崇焕。
袁崇焕这时正在指挥军队追踪敌军。听到太监传达的圣旨：皇上召见，议论军饷事宜，立即丢下军务赶往宫中。由于上次召见皇上一如既往的信赖，所以袁崇焕不再有惶恐的心情。同时应召的有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将领。当他在太监引导下来到平台时，满桂等人已经先到了。
朱由检直截了当向袁崇焕提了三个问题：杀毛文龙、敌军进犯北京、故意击伤满桂。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杨太监听来的皇太极与袁崇焕有密约的传言。他把先前的杀毛文龙与今日的带兵逗留京城，一并与“密约”联系起来。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并没有什么“密约”，听了这三个问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朱由检以为他默认了，就命满桂脱去衣服显示所受之伤，那意思是指责袁崇焕蓄意而为。其实，当时满桂在城北激战，袁崇焕在城南激战，互不相干。皇帝的意思是，袁崇焕与敌人既有“密约”，故意击伤本方将领。
袁崇焕没有声辩，朱由检也没有继续审问，就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的士兵一拥而上，把袁崇焕的朝服脱去，押解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投入镇抚司监狱。皇帝的这一决定，让朝廷内外的人们感到震惊，太出乎意料了！文震孟在日记中写道，获悉此事后，“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这大概是一般大臣的普遍心态，皇帝的做法实在过于草率。
当时在场的袁崇焕爱将祖大寿的反应更为激烈，他亲眼目睹顶头上司被逮捕的情景，大为惊讶，以至于浑身战栗，举止失措。这对于一名血战沙场的骁将而言，实在是不同寻常的反应。在一旁的内阁大学士成基命细心地观察到了祖大寿的“心悸状”，立即顿首请求皇上慎重慎重再慎重，并且说，敌人还在城下，不能逮捕最高指挥官。皇上不听。其他内阁大臣也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朱由检回答道：“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出来，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摆到桌面上，作为定罪的根据。因此他为逮捕袁崇焕作出这样的解释：朕把辽东事务托付给袁崇焕，他身为督师，对于胡骑如此猖狂，事前一点都没有预防，导致敌军深入内地，虽然日夜兼程赴援，但坐误战机，功不抵罪，暂时革职，听候审查。
理由固然冠冕堂皇，但是难以掩盖严重的后果，袁崇焕被逮，各路“勤王”将领由谁来统领？朱由检的办法是，提拔大同总兵满桂总理军务，节制各路“勤王”之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为没有考虑到辽东将领的逆反心态。
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看到了这一点，在十二月初二日向兵部尚书梁廷栋及时提醒：敌人势力还很厉害，辽东军队没有了主帅，不是战败就是溃散。今日的上策，只有释放袁崇焕来维系军心，让他立功自赎，既可以夺敌人的魂魄，又可以保存辽东的劲旅。
梁廷栋不以为然：辽兵有祖大寿在，不至于溃散。
余大成说：哪里有鸟巢倾翻雏鸟可以保存的道理？祖大寿一介武夫，决不会屈从于这一既成事实。
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把这个意见转告了在朝房的同僚，刚刚进入内阁的大学士周延儒问余大成：你担心祖大寿会反叛？
余大成表示肯定，周延儒再问：几天之内？
余大成答：不出三天。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东将士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恩戴德，祖大寿又与满桂积怨甚深，袁督师被逮，要祖大寿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唯恐遭到连累，在十二月初四日早晨，悍然率领辽兵东行，踏上回归宁远之路。
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的震惊，敌兵还未退去，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撤走，后果不堪设想。兵部尚书梁廷栋带了余大成去见皇帝，余大成对皇帝说：祖大寿并没有反朝廷之意，只是害怕由袁督师牵连到他们。要想召回祖大寿，非得有袁崇焕的手书不可。
朱由检以为言之有理，便责问梁廷栋：尔部运筹何事？动辄张皇失措，事情既然可行，还不赶快去办！
于是内阁六部一行高官赶忙来到监狱，对袁崇焕多方开导，袁崇焕执意不肯：祖大寿之所以听我的话，因为我是督师，如今已是罪人，哪里还能得到他的信任？
余大成对他晓以大义：你只手擎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天下之人莫不佩服你的忠义，谅解你的心情。作为臣子，只要有利于国家，不惜献身。死于敌人与死于法律，究竟哪一个更值得呢？
袁崇焕这才欣然从命，当即给祖大寿写了书信，言辞极其恳切，要他顾全大局。
朱由检立即派专人拿着袁崇焕的书信去召回祖大寿。信使星夜疾驰，终于在距离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的书信，泣不成声，全军上下一起痛哭。随军同行的祖大寿老母问明缘由，果断地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失去了袁督师。幸好还没有死，你何不立功为他赎罪，乞求皇上赦免。将士们听了踊跃欢呼，祖大寿这才下令退回北京。
朱由检闻讯，大喜过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统领辽兵的念头，甚至还说：“守辽非蛮子不可！”所谓“蛮子”是皇帝对广西人袁崇焕的昵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大学士孙承宗也在从中斡旋，一方面希望皇上对祖大寿的行动予以谅解，另一方面送去一封密信，劝祖大寿赶快向皇上检讨，表示愿意立功为袁督师赎罪。祖大寿终于取得了皇帝的谅解。
袁崇焕之死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袁崇焕被逮捕入狱的消息引发朝廷上下强烈反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制造政治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了“钦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终于使得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原先皇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处死之意，只是“暂时解任听勘”而已。当时朝廷中十分之六七的大臣以为袁崇焕蒙不白之冤，可是慑于皇上的震怒，不敢轻易表白。独有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冒险进言，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称赞他“义气贯天，忠心捧日”，身为大将，从未为子弟乞求一官半职，自己的住宅、衣食依然朴素如故。这样清正廉明的大臣，希望皇上能够从宽发落，照旧起用。朱由检答复道：等待审问明白，就命他前往边塞立功，重新起用。从中可以窥见皇帝仍旧要他“边塞立功”的心态。
遗憾的是，朝廷中有人硬要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使事情复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御史史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在崇祯三年（1630）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蔑已经辞官的钱龙锡，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于是扣上一顶大帽子：“卖国欺君，秦桧莫过。”真是奇谈怪论！与蓟辽督师商量平辽方略，是一个内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