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母与蜗牛 -[美]刘易斯·托马斯 -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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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朗玛峰上建造斯卡斯代尔城（Scarsdale）。
我们会将一切都置于控制、管辖之下。然后我们作什么呢？在那些个长长的星
期六下午，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对话者，那我们还能作什么？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如今才忙着加紧细察火星那黑暗的两侧，探测那因看
上去没有生命而面目丑恶的不毛之地。我们就像在察看导游图册的一家子。
此事未免有点过分之处。由于我们的庞大数目，还由于我们这么快地发展了能
让全球的人彼此亲自听到看到的人工器官技术，我们越来越顾影自怜。听到我们思
想，你会认为，地球上除了我们，别无有意义的东西了。
或许我们应该尽力离开这地方，至少离开一会儿，换一换场景或许能给我们带
来老大的好处。
可麻烦在于，近处的所有行星都是不毛之地，说不定我们的绿拇指会很不走运，
不能够在火星上或泰坦（Titan， 土星最大卫星）上创造或维持顶顶微弱的生命。
还有什么会阻止我们到别处，更远处寻找？假如我们能学会御太阳风而行，我们就
可能在那儿扬帆，抢风掉向，驶到风息处，练练自由降落，整天练，寻找重力，追
逐幸运，碰碰运气。那会像是从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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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瞎鼓捣
当你面对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比如一个城市中心或一只仓鼠时，觉得其
中有些东西你不满意而急于修补，你可不能简单地一步闯进去动手修补。这样作是
不大可能对它有所助益的。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世纪令人痛苦沮丧的事情之
一。 杰伊·福雷斯特（Joy Forrester）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说明，他用计算机模
拟城市，做了一些模型，用来阐明，不管你依据常识提出做什么，你将几乎无可避
免地使事情更糟些而不是更好些。从外部鼓捣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你就几乎一
定是在冒险，会在某一边远的部分引起你意想不到的灾难性事件。假如你想修补什
么，你首先必须详尽地了解那整个系统。对于很大的系统来说，你不能不借助很大
的计算机做这种理解。即使理解了，最保险的方针似乎还是站在一边挥手，而不去
触动它。
干预乃是引起麻烦的途径。
假如真是这样，这就提示出对付城市问题的新的门路。这是从实验病理学的角
度提出的：也许，有些出毛病的东西，是某人努力帮忙的结果。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化了。这意味着，不要闯进去到处改变什么，而试试小心
翼翼地探进手去，只是把干预者驱除出来。
辨识、分离并驱除捣乱者，乃是现代医学的营业，至少在纠正由可辨识的微生
物引起的疾病时是这样的。把一个处于解体的城市比之于一个生病的有机体，这并
非想象力过了头。以梅毒为例。在旧日的医学，在识别出微生物致病机理以前，一
个处于晚期梅毒的病人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复杂系统。没有任何单一的、可分离的原
因。那时，医学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瞎鼓捣。不妨试想，假如我们已知道了现代医
学的全部，只是不知道微生物感染和螺旋体，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那么，这一比
拟会更加令人瞩目。我们会对种种事情进行干预。通过某种集体心理疗法，去纠正
由于麻痹狂而来的思维紊乱；心脏外加主动脉移植以对付心血管梅毒；开出免疫抑
制剂来防止脊髓痨中的自动免疫反应；从肝中摘除梅毒瘤，等等。我们甚至还会疑
心， 在这一特别的“多因素” 顽症中，还有紧张在起作用，由此会生出各种关于
“整体论”解决方法的建议，从家庭环境的改变，直到白宫关于空气污染作用的调
查委员会。要是在从前，我们会忙活着放血，拔罐，泻下，像我们确曾作过的那样。
或者画符念咒，或像萨满巫师那样当众跳大神，一阵阵昏倒在地。什么法儿都想得
出来，为的是给整个身体带来一线转机。
这些是未有科学之前的年月里医学干预的经典例子。毫无疑问，这些方法大多
数害大于益，画符念咒可能算是例外。
当然，梅毒的问题现在是简单了。由于确切地知道了螺旋体是捣乱者，所以，
你要作的，只是小心地伸过手去，清除这种微生物。假如你能足够快地作到这一点，
在整个系统被震坍成碎片之前，系统会自我调节正常，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在社会系统病理学上，事情无疑更复杂些。可能不只涉及一个捣乱者，也许会
有整整一群，没准儿还会有一整个捣乱的系统渗透到了你试图修补的那个系统的方
方面而。假如这样，那么，问题也相应地困难些，但仍然有法可想，一旦你找出那
个干预的事实，它就是可以解决的。
有人或许要抗议，说我这样作，是在编制一个新型的假想敌名单，为一些自发
的病理事件假想一些外部的因素。难道复杂的社会系统本质上不会不借外因而自发
地出毛病吗？ 且看人口过剩问题。且看卡尔洪（Calhoun）的有名的模式。那些生
活拥挤的老鼠种群和它们的恶性社会病态、全都是它们自己的行为偏斜造成的。我
的回答是：否。你只需要找出那捣乱者，在这个事件中，就是卡尔洪教授本人，那
么，那个系统就会自我纠正。那些老鼠的麻烦，不在于生活拥挤的老鼠有着出毛病
的内在趋势。它们的麻烦，在于那些科学家，他们把那些老鼠带离其广阔的天地，
把它们放进了一个过于狭小的箱子。
我不知道纽约城的卡尔洪们是谁，但在我看来，似乎有一个不过分的建议，就
是找出他们，确认他们，然后把他们干净利落地除掉。没有他们和他们的干预，这
个系统会良好地运转，也许不完美，但在其中过日子还是可以的。
有一长列疾病，医学上叫做“原发性的”（idiopathic），意为我们不知道它
们是什么引起的。现在，这个名单比从前短多了。百年以前，伤寒热和结核性脑炎
等常见的传染病都被归入原发性疾病。最初，当这个术语首次进入医学语言时，它
跟现在不同，曾有着高度的理论意义。当时人们认为，大多数人类疾病是原发性的，
归咎于这样那样的内装的缺陷，是某种体液出了什么差错。“原发性的”一词，顾
名思义，是指某种有自己的根源的病，一种原发的，没有任何外在原因的病。随着
医学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本世纪医学的发展，这类疾患的数目日见其少，于是、这
一术语也失去了原来的教条意味。我们现在使用原发性一词，仅仅指称，某一特定
疾病的原因尚不知道。极有可能，在我们跟医学科学结束关系之前、走运的话，我
们将会发现，所有种类的疾病都是某种捣乱的结果，而再也不会有什么原发性疾病
了。
假以时间，加上更多的运气，社会科学方面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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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委员会
自我的标记不可逆转地、毫不含糊地配置在我们的行为之中，不论我们聚会成
团体或独自散步，都一样。实验室之外，谁也无法知道任何别人的独有的免疫标记，
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嗅出各个人的外激素区别。因此，我们据以彼此分别的，唯有行
走的姿态、声音，写信的方式，转头的方式等。我们在这事上不会出错。没有人真
正很像任何别的人；这儿那儿偶有相似者，但没有确切的复制品；我们是40亿各各
独特的个人。
于是，当委员会集会时，每一个成员必定是一个演员，不可控制地扮演着自己
的角色、读着据以识别他的文字，宣称他的身份。这件事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能量，
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多少机会作成别的事了。许多委员会在某一年被任命，然后一
直工作好几年，直到下一个十年期，可除了每个成员的这些连篇累牍、无法打断地
展示自己的持有行为标记外，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
假如不是每个个人有这种强制性的行为，委员会将是个令人惊叹的进行集体思
维的发明。可这种强制性行为是存在的。我们似乎是设计好的、编了码的，就是要
把个人放在最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干这事，不管代价如何，即使它意味着
整个群体受伤致残也在所不惜。
这当然是民主制度背后的思想动力。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制度竟然运转，更不
用说运转良好了。个人是真正的人类财富，只有他得到了良好的培育，能够充分表
达其个性，他才能对社会有充分的价值。像许多吸引人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也是
古老的本色中国货。诚实是最为个人的品质。团体和社会不能拥有它，除非一个个
凡人拥有它。这就是文明进程的艰难之处。
但个性可能被过分地伸张。你在委员会中几乎总能看到它。有一些非常古老的
字眼用来批评过分地展示个性。如果某个人太不合群，过于索寞，跟人老死不相往
来、他的行为被称为独行（egregios）。这曾经是个好词，意为出类拔萃，意为特
出、独到。然而、通过语言学上的词义转贬过程、这个词具有了反社会的意味。个
性太强的人被称为怪异， 奇怪，乖张，最坏的词是白痴（idiots），来自idios，
最初的意义是个人的或私人的。
如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组织日趋复杂、数目众多的我们越来越密集地装
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严肃得要命。当需要预言未来时、就更是如此。我们每
一个人都本能地知道，有一项责任是不能信任地交托给任何单个人的；我们必须一
道来作。
由于前头的种种问题都很紧急、老式的标准委员会近年来设计出种种变体，以
便更好地进行集体思维。现在，有了头脑公司，这是委员会和工厂产下的杂种，是
专营思维的公司。有了政府委员会和董事会，其成员被召集到华盛顿，奉命坐下，
去思想出集体思想来。工业企业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恳谈小组，在这里，执行人员坐
满一屋子，互相拍桌子瞪眼睛大喊大叫，希望激发出新的想法来。可是，旧有的麻
烦依然存在：聚在一起进行集体思维的人们首先是一些个人，需要表达自我。
避免这一麻烦的最新发明是达尔菲技术。这是本世纪60年代的发明，是兰德公
司人的点子，他们不满意委员会为将来制定计划的方式。这方法听起来有点简单而
傻气。其法是不召集会议，而是向小组的成员分发问题单，每个人把答案写下来，
悄没声儿地寄回来。然后，这些答案再散发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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