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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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的路上，报社党总支书记李世晞拦住了我，把我带到二楼会议室。他对我说，他是代表组织来找我谈谈的。他说：〃你回来了，你是党员，这次运动对你是一个大考验。我现在是给你打个招呼，你要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你要与邓钧洪划清界线。他是你的爱人，今后就是你的敌人了！〃
我听着听着，手脚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眼泪流了满脸。李世晞又说：〃你住在家里不方便，住招待所吧。住招待所写检举揭发材料。〃开始，我有些犹豫，考虑了一下，我回答他：〃我不住招待所，我要回家。〃李世晞显得很不高兴。我又说：〃邓钧洪如果在家里藏着电台、藏着枪的话，我是绝不会包庇他的。〃
李世晞阴着脸，冷笑一声说：〃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革命，比枪、比电台更利害，你懂吗？！我是好意劝你，你是党员，我不想让你们两个人捆在一起烧糊了！〃
李世晞看我有些犹豫，他又说了：〃你是邓钧洪的妻子，你和他生活在一起，中毒太深，到现在你还不与他划清界线？这几年来，你搞人事工作，邓钧洪搞的那些反党活动你是知道的，而且你也在帮他执行。报社的肃反工作和干部政策你都是执行邓钧洪的右派路线。你要想想自己的后果。〃 这些话我越听越不是滋味，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执行什么右派路线。肃反时，我又不是领导小组成员，都是执行上面的路线。我只知道邓钧洪决没有搞什么反党活动。我站了起来坚决地说：〃我不住招待所，我要回家去看看。〃我匆匆忙忙下了楼，直奔家里。
回到家，孩子们看到我，都围上来喊我。老母亲却皱着眉头，苦着脸，她一定听到什么风声了。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一直冲进自己的房里，把门砰上，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邓钧洪正坐在书桌旁边看书，我边哭边诉，把外面的大字报、横幅标语，和李世晞要我住招待所的谈话，一股脑全告诉他。他当时显出惶恐不安，站起来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停下来长叹了一声说：〃事情看来是无法躲避的了。只有把个人的名誉、地位一切都抛开，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但他说罢也哭了起来。他平素是一家之主，在外面也从来都是心高气傲、镇定自若的，现在一下子就垮了下来，我感到他是受了极大的冤屈。看到他这样，我更不知所措了，我们俩不禁抱头痛哭，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祸啊。
二、灾祸渊源
这场大祸的根源就是得罪了省委书记周惠。
1954年，有一次邓钧洪跟我讲：〃省委书记周惠这个人是要突出他个人的工作，突出他本人的。他分管农村工作，就硬要把他对农村工作的讲话放在头版头条，还要有大号字突出他的名字。当时我感到很为难，这不合乎中央办报的方针，是违反中央宣传工作的规定的（当时规定只有毛、刘、朱、周四人的名字才可以用大号字放在头版头条）。我连夜请示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周小舟同志讲：'放下面，不要用大号字。你们报社要按原则办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第二天，周惠看到报纸上他的那篇讲话并没有登头版头条，也不是用大字号，于是大发了一顿雷霆。他还问苏辛涛：'邓钧洪这个人对报纸工作，他还有兴趣没有？'苏辛涛回答说：'他在这里干得好好的，怎么会没有兴趣呢？'看来，他是对我很不满意。〃
1955年，周惠就把官健平从益阳调来报社，把邓钧洪换下了。周惠在益阳当地委书记时，官健平是益阳地委组织部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官到报社以后，当然会百依百顺地贯彻周惠的意图的。
省委准备调邓钧洪出国任驻东欧某国文化参赞。因为他一直有心脏病，要他先去华东疗养院养病，休养了八个月，工资关系一直放在报社。这时工资改革，我看到工资改革的花名册上，官健平是社长兼总编辑，邓钧洪副社长。我心想邓突然变成副的了呢？我明明记得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上，任命邓钧洪为新湖南报社的社长。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提出疑问来。觉得正也好，副也好，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干革命工作。
后来省委调邓钧洪到省委文教办工作，做华国锋的副手，从这时起他就一直是副职了。这段时间他还是住在报社宿舍，每天到文教办上班。
我们与官健平在解放前就认识，1946年5月，那时地下党的刘国安和邓钧洪都在《国民日报》工作，公开身份是记者和编辑，官健平是校对。我当时失业也住在报社。有半个多月时间我们每天在一桌吃饭。邓钧洪还成了官的入党介绍人。官调来报社后，他的老婆彭××也调到人事科当科长。官还把我从幼儿园调到人事科当副科长。他大概认为凭以前的老关系，我应该是他可靠的人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母亲告诉我，彭科长送来了一条大鲤鱼，熏好了的，有四五斤重。你送她什么还礼呢？我说，吃了它算了，不还礼了。没过几天，我的母亲又说，那个彭科长又送来两瓶龙牌酱油，你要送点什么给她吧？我说，我们没有送礼的习惯，这酱油吃了算了。后来她又送了两盒益阳出产的酥糖，我们又没有理会。1956年，苏联工业产品在武汉展览。她去参观时，买了一块桃红色的绸子，说要我跟她一起各做一件旗袍，我当时嫌那颜色太艳太俗，谢绝了她。后来她把那段绸子送给孟树德的老婆了。我当时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喜欢送礼，我们这些人都不习惯这样。
彭××跟我说，他们两夫妇到报社后，最大的不习惯就是感到这里气氛不好，人与人之间的称呼，是什么〃老官〃〃老彭〃〃老孟〃，不喊职位。他们在下面的时候，都是称〃××长〃的（她要求别人喊她〃彭科长〃，甚至家里的保姆也要这么喊）。听了她的话后，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并没有表示出来。我认为，报社里气氛一贯是很好的，上下同志之间的关系很融洽。正是这个〃老〃字才把大家的心结合在一起了。
其实，他们不但在称呼上喜欢官味，作风上也是官派头十足。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官健平喝了酒从外面坐着小车回报社。守传达的包大爷开大门时慢了一点。官进门后就给包大爷两个耳光，事后引起很多人的议论。除了官气，他的痞气也是出了名的，作报告时经常讲什么〃鸡巴毛〃之类的粗话，我们听了非常刺耳，很反感。他自己却认为很时髦 ，是学省委周惠书记的派头。周惠作报告时，有时是把鞋子脱掉，蹲在椅子上讲话，口水直喷，痞话连篇。官平时与女同志讲话也是流里流气的，他对我说：〃李茵哪，你还是十年前那么漂亮哪。〃有时还动手动脚，看了觉得恶心。
他们家里特别喜欢请客，省委书记周惠、秘书长孟树德是他们家的常客。还有省委一些其他的领导也经常来。官健平把报社食堂的厨师刘泽昆调到自己家里做通信员，专为他们家煮饭做菜。官还专门研究省委哪个领导喜欢吃什么菜，哪个领导是什么样的口味（如说×××最喜欢吃白菜心下面条），然后投其所好。每逢周惠来了，更是特别款待，又是杀鸡、砍肉，又是买好烟、好酒的。对报社编委会成员，官也是积极拉拢，经常请大家到家里吃喝。他们家是常有好东西吃的，每个月工资全部吃掉还不够，经常还要借钱用。
以前，报社领导都是清廉正派，以身作则的。从李锐到朱九思，再到邓钧洪，从来没有请过省委领导来报社吃吃喝喝，也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一套。记得有一次周小舟同志到报社来谈工作，在我们家里坐了一下。我们家里既没有烟，又没有茶。我觉得省委书记来了，茶都没有喝太不像样了。临时到苏辛涛家里讨了一点茶叶，才泡了一杯茶给周小舟同志喝。
1955年冬天，过春节前，官健平在大会上宣布了省委下达的一个通知，说是过春节不准请客送礼和拜年，要过一个简朴的春节。但是大年初一，我们就看见官跟他的老婆，带着女儿，拿着好几袋礼品，在后门传达室坐上报社唯一的小车，到省委拜年去了。我觉得这个人言行不一，对上逢迎讨好，对下粗暴压制，那一套作风我很反感。所以平常很少到他们家去，除非为工作上的事去一次，也是公事公办，办完就走。邓钧洪更是看不起这种不学无术、专事钻营的人。此时，官也觉得我们与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不再费心拉拢。
周惠把官健平调来后，就比较顺利地突出了对他个人的宣传。周惠所管的农村工作，在报纸版面上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报道。周惠的长篇讲话和文章，可以一版转二版、再转三版。甚至一些没有经过实践证明的技术也刊登，如当时有一个叫〃青森五号〃的东北稻谷良种，并没有在南方实验。周惠就要求在湖南大面积推广，并在报上大肆宣传，结果造成大面积减产，农民损失很大。
官健平这样无条件地执行周惠的要求，把报纸办得一塌糊涂，在报社编辑部引起了各种议论和抵制，很多人都看不惯官这一套搞法，非常气愤。他们怀念报社的老传统，因此都纷纷到我们家来，请求邓钧洪出面，作一个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
1956年3月，邓钧洪应邀在报社作了一个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强调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坚持中央规定的原则来办报，并总结了新湖南报以前办报的经验，这个报告一作，周惠和官健平更加生气了，因此引发了一场办报路线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贯彻省委某些人的意图呢，还是坚持中央办报的原则？争论相当激烈，最后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邓钧洪虽然始终没有参加过这场争论，但周惠和官健平都认为他是后台。
1957年，正当我们准备搬家到省文教办的时候，反右派斗争要开始了。华国锋就要邓钧洪暂时不必搬家。邓钧洪不知内情，认为暂时不搬就不搬吧。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周惠、官健平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他们把1956年在办报路线争论中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都打成了右派，然后又把火烧到了邓钧洪身上。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这场大祸的来源，但难道光凭这些就可以把人打成右派集团？我实在想不通，邓钧洪说：〃看他们怎么搞吧，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
三、批判斗争
第二天，反右办公室的黄×来通知邓钧洪说：〃明天下午两点半到一楼会议室参加辩论会。〃我决定也去参加这个辩论会，听听到底有些什么事实和材料能把他辩成大右派头目。
在辩论会上，我看到那些发言人，人人手里都捧着一个小本本，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一位发言人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宣称：〃右派分子邓钧洪的反党是蓄谋已久的！他有一整套反党的纲领、反党的路线，还有反党的蓝图！1956年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就是一次大的暴露！这个报告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的办报方针。是反党、反省委的，我们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