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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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反革命翻案，向党进攻。
五、劳动改造
1958年5月初，我下放到衡山县大浦乡谭坳上村劳动改造。生产队离大浦车站有五里多路，我是自己挑着行李，走到生产队去的。当时的生产队长，看见我挑了六十多斤行李，走得满头大汗，觉得这个人虽然是右派，能够这样吃苦，还算不错的。
一星期后，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大浦乡政府〃地富反坏右集训班〃集训，地富反坏里面有些是贼、是强奸犯、是土匪，有些是杀人犯、伪保长、地主等，都在一起报到。我与四个女右派，加上三个地主婆分在一间屋里住，都是睡的地铺。
第二天去背树，有一个伪保长当我们的小组长，他专门选大的给我们背，我们有意见，他就骂我们说，右派分子还不听指挥。我说：〃你是反革命！〃他说：〃我反革命是历史问题，你懂吗？你们是现行问题，你们右派就是现在的反革命，所以我比你们要好一点。〃
后来乡政府就把我们这些人在大浦街亮相游街，我站在那里，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我怎么与这些人成为一类人了呢？这些事不能去想。想多了真想马上去死就好。集训一个星期后，要我们写总结交待，回去后要老老实实改造。
有了这一次下马威，以后我们一上街，人家就指指点点，晓得你是右派，以前农民还称呼我老李，后来就喊李茵、李右派、老右，连小孩子都这么喊。
回到生产队后，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如果想尽快摘掉这个帽子，只有拼命的劳动。我当时所做的事是农村里很多妇女都不做的事，比如送粮谷、在田里撒粪、车水等。我是拼了命在干。觉得累死就算了，也就解脱了，但要是自杀就实在不甘心，心想总有一天我的冤枉会要搞清的。
我住在生产队长的家里，要通过他们的房间才能到我那间房子里去，中间没有门。我的东西，他们可以随便翻，随便看，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随便拿走。中秋节，家里寄来几个月饼，被他家的小孩全部搜走了。我的隔壁是一间牛栏，这头牛每天晚上回来，总是对着窗子看着我叹一口气，好像很可怜我一样。
在队长家吃饭也是个大问题。队长老婆斤斤计较，生怕你吃多了。早餐是吃捞米稀饭，清清的，吃两碗就去出工，要到十二点以后才能够回来吃中饭，做好午饭时已经一点多了，吃饭的时候，队长娘子拿着一碗饭说：这一碗饭不止半斤米，街上饭店里的半斤米饭，还没有这么多。意思就是说你只能吃一碗，所以也不敢多吃。下午只要出去劳动。晚上不吃饭的，只吃点心，这是衡山的习惯。所谓点心就是中午的剩饭，每人只有一小它，点一下就行了。因为晚上不要做事了，还要吃什么饭。所以每天晚上肚子特别饿，实在饿得不行就只能喝点开水。
1958年是个丰收年，谷子打了很多，但吃饭还是比较紧张。秋天，成立了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公共食堂刚成立时，还蛮好的，一餐有四两米饭，有一些菜，还经常杀猪、磨豆腐。我心里想这比在农民家里吃好多了，又自由。
秋收完，派我们去修湖南最大的一个水库，叫德圳大水库。在三座山中，要挖掉中间那座，填成一个水库。原计划是三年修成，现在搞大跃进了，提出三个月就要修好。劳力上了成千上万，全凭锄头、扁担、箢箕这样一些简单工具，白天黑夜地干。工地上人山人海，你挤我，我撞你，这就是大跃进的大兵团作战。一上水库就号召我们大战七天七晚，除了吃喝拉撒以外，一刻也不得休息，累得人们一个个精疲力竭，担着担子时东歪西倒，吃饭时边吃边睡着了。就这样在水库苦干了三个月，人人都脱了一层皮，那座山还没有挖掉十分之一。又调我们回到生产队劳动。
1959年更是〃特大跃进年〃。公社把很多房子都拆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跃进到共产主义大家庭了，小家庭的房子没用了。旧土砖拆了可以肥田，旧木材要拿去当炼钢燃料。队长的房子也拆了，我们就搬到了垅那边的易姓大屋场，那边有十几户人家，牛栏、猪栏、杂屋、堂屋里都住满了人。我跟监察主任的老母亲住在一起，这个老人有八十多岁了，她眼睛是瞎的，很可怜。这老人家对我很同情，经常说我太辛苦了。我每天都帮她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尿桶倒了，把桶子洗了。
有一天县里来了一个姓陈的干部，他是来抓公共食堂的。这个干部来了以后，要我们修路，说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路，说到了共产主义后，牛奶、面包、水果都可以直接运到食堂里来。
一天晚上，这个干部说要送一个通知到公社去，要女右派李茵去。监察主任就讲：〃这么黑的晚上，要翻山过坳太危险。要一个女的去，不大合适吧？〃那个干部就讲：〃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就是对她的改造嘛。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然后，这个干部走到我房里来说：〃李茵，这里有个通知，今晚要你送到公社去，这是对你的考验。〃监察主任说：〃带着这根杂木棍子，路上可以赶走豺狗子，壮壮胆。〃
开始，我心里很胆怯。后来一想，要摘掉帽子，就要经过这些锻炼改造。我就拿着监察主任给我的那根杂木棍，背着一个手电，麻着胆子，走出了村，爬上长岭，翻过一座大山。漆黑的夜里，没有一丝月光。手电照着路边茂密的杂草丛和树影，像无数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吓得我一路小跑，到了公社门口，吓出一身冷汗。把通知交给公社秘书后，打转回来，又是一路小跑，满头大汗。回到队上，陈干部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睡觉罢。〃
到了1959年秋天，食堂里就没有什么吃的了，所有地里种的东西，栏里喂的猪，都吃光了。人们每天都在炼钢、修水库、修路，菜也种不出来了。食堂里煮一大锅水，放点盐和干辣椒，就是菜。饭只有三两了，有时三两都没有，这样一直到冬天。
冬天，有一天监察主任通知我去公社开会。是衡山县大浦公社第一批右派摘帽大会。有九个人摘帽，其中有我一个，当时在宣布会上，我心情特别激动，想起我已不是右派了，可以恢复干籍了，可以回到单位了，又可以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了。当时县里一个干部对我说，现在你的帽子摘掉了。你回去后，首先要把病治好。将来你们组织上会有工作安排的，（当时我已得了水肿病、肾盂肾炎和黄疸肝炎，肝肿大二指。医生早就要我休病假，农民们也劝我回家治病，但我认为，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不能回去。）
六、艰难岁月
1959年冬天，医生给我开了二个月的病假，我回到家里（岳麓山）养病。一进门，就看见屋子中间挂着几个大字〃欢迎妈妈回来！〃是孩子们用彩色腊笔写的，他们一年多没看见我了，高兴得不得了，围着我一步也不肯离开，我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是脸尖尖的，黄黄的，心里直发痛。
邓钧洪和我老母亲都得了水肿病。邓由师范学院监督劳动，每天在图书馆干体力活，老母亲操持着家务。
过了几天，我发觉三个最小的孩子，总是咳嗽，带去一检查，医生说他们三个都患有肺结核，我听了吓坏了，孩子们要治病，要营养，没有钱，怎么办？我赶紧过河到报社，想找单位借点钱，但人事科长彭××说：〃你有什么资格借钱？借了你把什么还？不可能！〃
无可奈何，我只好回到家里想办法。家里都是一些破破烂烂，找来找去，发现床上还有一床毛毯。我就把它拿到八角亭拍卖行，七十元标价。第二天就卖掉了，但是拍卖行的人说，要我的单位在拍卖单上盖个公章，才能拿到钱。
我又硬着头皮来到报社，找人事科请求盖一个公章。彭××说：〃你卖毛毯，怎么事先不拿过来给我看看？我晓得是不是你的！〃我当时气得眼泪直流，顶了她一句：〃你也是有儿女的，做事不要做得太绝了！〃她说：〃我是坚持原则！你激动什么？〃
我退了出来，在楼梯间那里急得直哭。这时赵复志同志跟着出来了，把我叫到他的经理办公室，在拍卖行的单子上盖了一个经理处的公章，这就样我才领到卖掉毛毯的七十元钱。
我用这笔钱，首先买了三大瓶鱼肝油，再给三个孩子各订了一份牛奶，又把计划面粉买回来。回家后给孩子们做南瓜粑粑，做酸菜面糊糊，还上山找野菜搀合着，天天都在动脑子，怎样让孩子们吃饱点。一个月后再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三个孩子的肺结核都好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永远记得赵复志同志对我这三个孩子的怜悯之心，多亏了这七十块钱，才救了这三个小孩的命。而那个同样有孩子，同样是做母亲的人，对我这三个瘦小多病的孩子，就有那么狠心！这件事我想忘记，但总是忘记不了。
1960年春天以后，我的病基本好了，就去找报社人事科长彭××，我说：和我一起摘帽子的那八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只有我还没有安排。我要求安排工作。彭××把我骂了一顿，她说：〃你还想要工作呀？你还没有改造好！你私下里讲孟树德的坏话（注：孟因反右有功，已被提升为副总编辑），有人反映给我了！你的帽子我可以重新给你带上。你还不赶快下去劳动，老老实实改造自己！〃我说我家里这么多的小孩子都需要我照看。她说：〃那你就退职吧。〃我一听见退职，心就凉了。
第二天我就找到省委组织部，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说我通过在农村改造，县委批准第一批摘了帽，县委现要我回来等待原单位安排，可是原单位要我退职。省委组织部的人告诉我：〃没有这个政策。你放心吧，会有安排的，你暂时回去吧。〃因为是组织部的干部说的，所以我就放心了。
然后，我又回到衡山，找到县人事科，我说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是肝炎还没有完全好。县人事科的人讲：〃按照政策，摘了帽子应该由原单位安排工作。你们单位不安排，我们也没办法。现在你不要去生产队劳动了，有一个公社红砖厂，那里的劳动有轻有重。帮你安排一个较轻的活，你就去那里吧。〃于是，我就到了公社红砖厂。
红砖厂有三四十个右派，都还没有摘帽子，有省新华书店的，有师范学院的，也有报社的，安排我的工作是做煤砖。
我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候，收到邓钧洪的一封信，说我妈妈病得起不了床了，要我赶快回家。急得我马上向厂里请了假，回到长沙。
我是晚上到的家，老母亲躺在床，全身水肿，人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了。我赶快煮了一点稀饭，喂老人吃了小半碗，看看家中，除了一小块腌肉、几两麦麸（这是居委会送来慰问严重水肿病人的），再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做给她吃的了。母亲这时也吃不进东西了，只是好像有满肚子的话要讲，当晚我就睡在母亲旁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诉苦。
我母亲完全是饿成这样、气成这样的。当时居民小组长经常把我妈妈叫去训话，她在会上说：〃这个人是右派分子的母亲，她的女婿也是右派，这样的人，一天不做一点事，还吃那么多的粮食。〃然后把她的口粮由每月26斤减到17斤。
我那六十多岁的娘，每天做的事几乎相当于一个青壮年劳动力，要搞七八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