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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1957:新湖南报人-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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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报社,在中层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鸣放报道的指示。我参加了这次会。我当时是农村部副主任,首先关心的是农业社民主办社的报道。党中央1957年3月发出了《关于民主办社的通知》。《通知》指出:〃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中央认为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通知》还提出应该注意三个主要事项: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帐目,社干部遇重大事情要和社员群众商量,社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5月,中共湖南省委据此也发出了农村民主办社通知。有记者写了一篇一个农业社社员要求公开财政收支帐目的稿件。官健平审稿后退回。问为什么,回答是:〃发不发,要请示惠书记。〃周惠在那次会上作完关于整风鸣放报道的指示,问与会者还有什么问题。我趁这个机会把上述稿件交给他,请他看看是否可以发表。他大致看了看稿件,说:〃公开财政,是中央的指示,当然重要,但农业社建立后,人入了社,心没有入社,出工一窝蜂,夜夜争工分,所以建立劳动定额'三包一奖'的管理制度也很重要。民主办社,精神是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当然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社的重要方针;但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依靠干部进行管理,加强和完善管理制度,才能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农业社,所以也很重要。〃他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我听了不得要领,便问:〃这篇稿子究竟能不能发呢?〃他虎着脸,瞪着我,迸出一句:〃你这个小主观主义!〃主持会议的赶紧宣布散会。     
我离开会场径直去厕所,一边小便一边向旁边的人说:〃周惠同志对我提的问题,答复是这重要那也重要,好象蛮辩证。这辩证法也好也不好,好是它辩证,不好是它太辩证了。〃刚说完这些话,有人在我后腰上捅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原来周惠也在厕所里。     
由周惠向我迸出的〃你这个小主观主义〃,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1952年初,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常德市展开后不久,我作为报社驻常德地区的记者,听到了常德市干部对当时常德市委书记牛迪义的许多意见。我把听到的意见向当时任常德地委书记的周惠汇报,并请示可不可以调查核实后进行报道。他对我说:〃你,小青年,对一些事情,说你不懂吧,你懂一点;说你懂吧,又一点不懂。你知道牛迪义后面有哪些人?连我都不去动他,你敢动他?〃随后,我把常德市一些干部对牛迪义的意见和周惠对我的谈话写了个内参,寄回了报社。不久后,听说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到常德来和周惠谈了话。又过几天,周惠把我叫去,对我说,牛迪义的事情,我看你是小青年,和你谈了几句知心话。你怎么把这些话捅到上面去了。以后,你不要再给我找麻烦,我也不再和你说话。你是个小主观主义。     
孟树德向我指出的另一大〃错误〃写信给周小舟,是由于许多同志热心改进报纸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议,泼下来的都是倾瓢倾盆的冷水,官健平的托词则是要请示惠书记。我便萌发了向小舟同志写信和向在攸县蹲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反映报社情况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张慎恒等同志的支持,推我写信,并打算由我和张慎恒利用下乡采访之便去攸县找谭震林同志。信写好后,托罗光裳请张式军(罗的丈夫,当时周小舟同志的秘书)转交。去攸县,后来因工作忙而放弃了。我揣摸孟树德提出写信这件事的口气,似乎仅仅是对周惠不够尊重,有错也不大。但没有料到的是:张式军、罗光裳被打为右派,罪名之一是〃包围省委〃,与转交这封信当不无关系。     
想过这两件所谓〃错误〃后,思绪转到了〃丁家会议〃上。想过来,想过去,那个所谓〃会议〃上谈的,几乎平常都谈过。那不过是和平日聚谈一样地聚谈,哪是会议?参加的都是共产党员,都并不反党,怎么是〃反党〃?幸好,×××的检查交代在报社内部的反右专刊上登载了。我参照他的,写出了我自己的。     
〃丁家会议〃的参与者,除蔡克诚外,都〃起义〃了,都写出了检查交代。孟树德没有对我们这些〃起义者〃的检查交代挑剔、纠缠,而是要我们〃戴罪立功〃、〃将功赎罪〃,带头向〃反党集团〃的头头进行揭发和批判斗争。     
直到当年11月,我暂时留在编辑部,曾两次和宗柏生一起到长沙县春华乡、汉寿县采访。11月底,被派到常德地区当记者。1958年被打成右派前夜所写的关于华容县操军乡的稿子,是打成右派前在新湖南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署名被改为〃岳西军〃,大概是谐音〃细菌〃之意。     
我被打成右派,还算有个莫须有的〃丁家会议〃作〃罪证〃。有些同志,如宗柏生,官健平、孟树德提笔一划,把我和他仅仅工作上一丝一缕的联系,划成了〃蔡克诚陈望岳宗柏生〃这样一条反党黑线。他就这样成了右派。株连之广,岂止九族!     
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孟树德把我叫去,要我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我将材料看了一遍,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反复在想着反党这个问题。要说反对省委就是反党吧,我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做的;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批判的正是他当时所在的党的纲领,他的那本书现在还是经典性的干部必读书。我真有点想不通。因此,我想向省委、向党中央申诉。〃     
孟树德随即吼道:〃你搬出《哥达纲领批判》,那就是认定我们的党中央也错了,要反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头上去了!〃我被这句话一下就吓懞了。他随后口气一转,说:〃你呀,思想真没有转过来。就说申诉吧,你当然可以申诉。不过,你是知道的,你的申诉递上去,到头来还是要转到报社来交给我处理。你想想,那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这番话的确是确凿无疑。于是,我在定案材料上签了字。     
过了几天,报社开大会宣布了对我和其他右派分子的处分。我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行政级别降5级,下放南县农村监督劳动。     
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官健平的妻子、报社人事科科长彭心耿,写出一张宣传〃泥鳅论〃的大字报,介绍了她搞政治运动的经验。她写道:知识分子像泥鳅。政治运动中,他们藏在烂泥里,见不到;想抓,刚抓到手就溜走了,抓不住。只有撒一把石灰,把他们熬死,就可以一条条捡起来,容易得很。     
〃泥鳅论〃的确高明。包括邓苏傅蔡在内的30来个知识分子,用〃反党集团〃这一把石灰,真的一下子都收拾掉了。       
余 震      
戴上〃右派〃帽子,即令后来有摘掉右派帽子的〃恩惠〃,〃摘帽右派〃仍然属〃右派〃一类,仍然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诸如〃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之类,可说是〃家常便饭〃。这里,只说说我在一次并非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吧。     
1960年夏秋之际,我因在南县农村劳动时突患肠梗阻,手术后肠子严重粘连疼痛,回到报社办的张公岭农场劳动。一天,我被突然叫回报社,报社经理部经理杨开善问我:〃你和蓝岗(报社的另一右派)有些什么来往?〃我说:〃他住报社经武路261号宿舍,我星期六从农场回来也住在那里,见过面,但没有什么来往。〃杨开善吼起来: 〃你想死,你不老实交代!〃我定定神,想起了一件事,说:有一次回来,他说他有湘江剧院的票,问我去不去看戏,我接了一张票去看了戏。他问:     
〃看戏的时候,你与什么人交往过?〃     
〃没有和任何人交谈、来往过。〃     
〃和坐在你旁边的人呢?〃     
〃我进戏院后是坐在楼上,旁边没有人。开演后,楼上看不清楚,楼下前排边座还空得很,我下楼到前排边座去了。刚要下楼的时候,我楼座旁边才来了一个人,没有交谈。我下楼以后,旁边一直没有人。〃     
〃楼座旁边来的那个人,什么像貌?穿什么衣?〃     
〃他来的时候,我正看着楼下找空座位,他刚坐下我就走了,没注意他的像貌、衣服。〃     
杨开善和他旁边的一伙人一阵阵地辱骂、威胁和质问,可是我对那个人实在没有一点印象。吼叫和沉默交替了好一阵后,杨开善要一个姓罗的会计押我到报社招待所去。他向我宣布纪律:从今天起隔离反省,不准走出房间一步,不准和人交谈,大小便要经过请示批准。     
罗会计把我押到招待所楼上一间房子里,先搜查我身上是否带了凶器、毒药、绳子,检查了我的裤皮带,重申了纪律,然后丢了一叠稿纸,要我交代湘江剧院坐在我楼座旁那个人的详细情况,还要我交代同在报社农场劳动的右派段汝雯的情况。     
接下来的好些日子,罗不断追问楼座旁那人的情况。我无从想起,也无话交代。一天,他对我说:〃你没注意那个人的面貌、高矮、衣着,总该晓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好像是个男的。〃他要我写下来。第二天,他质问:〃你说好像是男的。什么好像?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便写下是男的。过一天,他又追问到底是男还是女。我经过那么多日子监督下的日夜反省交代,头脑晕晕糊糊,只想不论什么后果,早一点混过去好早一点了结,即令坐牢,还有个〃放风〃,便说:〃也可能是个女的。〃此后,他一再地斥责我〃不老实〃,一时交代是男的,一时交代是女的,也一再追问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被问得恍恍惚惚,只好说:〃我记不清楚。你们说是男的,就是男的,你们说是女的,就是女的。〃这又招来了不少磨难。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杨开善派人把我押到他的办公室。他呵斥:〃你太不老实,一个多月,是男是女还没有交代清楚,真是顽抗到底!告诉你,蓝岗和从香港派来的特务分子有勾结,是港澳派遣特务集团的头目。那晚看戏,是去接头。限你今天必须老实交代清楚。否则,明天交公安厅处理!〃我无法交代,只有等待公安厅的处理了。     
第二天下午,罗会计一脚踢开门,叫声走,我便在他的监视下走向经理办公室。一进门。看见除杨开善等审查人员外,还有和我一同被审查的丁明凯、何新明等好几个报社的右派。杨开善说:〃要你们来,是为了弄清蓝岗的问题。经过调查,你们与他的问题无关。你们今天可以回去。但要警告你们,这件事,包括对你们的审查情况,要严格保密,绝对不许互相打听,不准告诉任何人;如果违反,一经查实,一定严厉惩处。听清楚了吗?〃我们答:〃听清楚了。〃他厉声说:〃不光要听清楚,还要死死记住!〃不明不白地受一个多月煎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了结了。     
1980年,我再见到蓝岗,问起那次审查究竟是什么回事。他说:〃我现在不是平反了,好好地站在这里吗?那件事,根本就没有事。〃直到现在,对那次不明不白的隔离审查,我还是不明不白。     
〃右派分子〃的称号,还在我身上留下了一点〃纪念〃。1971年夏季,我在安化二中被监督劳动时,修学校猪栏被砍伤了右脚跟腱。当时流血很多,不能行走,却不许到医院诊治。我只好自己寻了点草药嚼烂敷伤口止血,自己从木柴里找两根木棒做成拐杖,拄着两根拐杖行走。伤口三个多月还没有愈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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