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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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天道》那本书。书中写道，周惠很鄙视湖南那些被揪出来的〃右派〃，被揪之初还嘴硬，后来七斗八斗，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低下了头，拿着忏悔、检讨、揭发的'认罪书'……周惠骂他们〃糊涂，没骨头。〃（见该书第291页）我认为，此话虽然不假，但不公平，更不应当从周惠的口中说出。其一，他是湖南反右的总指挥，至少湖南反右的〃扩大化〃，他负有罪责，正是他假借〃党和人民的名义〃威逼那些老老实实的〃并非庸碌之辈〃低下了头。如今，他反而笑骂他们。难道于心无愧吗？其二，周惠下了庐山，回到湖南，一变脸成为反〃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自己还有没有骨头，世人皆知，自己也明白，怎么能厚着脸皮讥笑别人呢？
1958年春节后的一天，报社忽然召开全社大会，由孟树德宣布二十个左右的人为右派分子，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报社反右以来公布的最后一批。
据《湖南省志》记载：
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54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数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1979年落实政策，当年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有6人已不幸逝世。
《新湖南报》编辑部的骨干就此被摧毁殆尽。他们是党培养了多年而成长起来的新闻干部，是党的宝贵的财富，现在被毫不顾惜地扫地出门了。为什么呢？为了少数人的权欲。而这份经过多少人辛苦经营，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报纸，竟落到土匪和文痞的手中。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怎不叫人痛心呢！
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像新湖南报社这样被严重扩大化的，全国新闻界没有第二个。其他界至今也没有发现。它是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的杰作！事过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地分析，他们能够获得这样大的〃成功〃，其中自有道理。一方面，反右派运动的〃东风〃为他们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是充分运用了权力的优势和肆意玩弄权术。为首的周惠在当时的湖南一手遮天，权力之大是不消说的了；他们玩弄权术的本事也非常人可及。
自官、孟调进报社后，他们秉承周惠的旨意，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反右运动开始后，他们势单力孤，周惠便指示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从编委、组长中间拉出一部分人来〃起义〃，要他们反戈一击。官、孟奉命执行，物色了几个对象，亲自找来谈话，施行威胁利诱，许以不划他们为右派，照旧工作，要求尽力检举揭发所谓〃邓苏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少数〃起义人员〃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了大量的捕风捉影的揭发材料，为他们提供了反右的炮弹。到了运动后期，要打倒的都打完了，他们却自食其言，将这些〃起义人员〃来了个〃一锅煮〃，统通都给戴上了右派帽子，给予或轻或重的处分。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三人不沽君子的虚名，宁作狠毒的丈夫！充分表现出权术家的特色！
青年读者也许会提出疑问：〃这三个人如此横行无忌，为所欲为，为何长期不受追究？你们那些人也是读书明理的，为何那样软弱无能，连一声抗议都没有〃？问得好！前一个问题不是我可以回答的。后一个问题，我痛定思痛，倒是作过反思。我们那些人确实有不同程度的软弱性。毛主席讲了〃五不怕〃（一不怕被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有谁不怕呢？常言道，形势比人强，这话是对的。司马迁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要知道，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崇敬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到了迷信的程度。知识分子如此，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更有过之，根本不敢设想党和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在政治运动中，如果自己不幸成为审查对象，即使受了莫大的冤枉委屈，也要尽力把自己往错误方面想，尽力克服抵触情绪。还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把是非弄明白的，那时必定会把自己的沉冤昭雪，从而更证明自己的忠诚。即使审查自己的人显然抱有私心和偏见，也要把他们看作党的代表，予以服从。这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报社那批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迷信的人们在偶像面前必然是软弱无能的。连周惠都说：〃这些人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地低下了头。〃不过，他虽然明知这些人为什么低下了头，还是要嘲笑他们，谁能说出他又是什么心态呢？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我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我和我的家人正式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我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现在我们被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线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我们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瞭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至于我，体力劳动倒不是多大的难事。当时我35岁，正当壮年。自幼爱好体育，体质不差。参加革命后，随军采访，下乡调查研究，经受过一些劳动锻炼。那些管教干部知道我原来是大学生，行政级别也不低，却能忍苦耐劳，倒也另眼看待。这儿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被警告：来到这里以后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交心、认罪……当然少不了批斗。所以，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我妻子儿女隔几个月便偷偷地从长沙跑来探望我，带着她们省吃俭用节约下的食物。看见我蓬头垢面和犯人一起推土，狼吞虎咽地吃着她们送来的法饼、鸡蛋，每次都哭着走回家去。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寒暑，1960年秋天我被工程队（管教队）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按理说，应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但还不行。所有被摘帽、被解除劳教的分子，原单位都不收，原城市都不受，继续留在那里〃就业〃。我被留在新生工程队所属的机电厂当翻砂工，不再挑土运石了，改为向冲天炉加料化铁，抬铁水浇铸。如此又过了两年，到1962年，上边的政策有了点松动。我获准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我的妻子是报社的一般干部，我只能住在报社。我做什么工作呢？怎样生活下去呢？报社不闻不问，因为我已是被开除公职的人了。报社现在被官、孟一伙完全控制。官继续当总编辑，孟树德升为副总编，官健平的老婆任人事处处长。这个新湖南报我曾跋涉千山万水南下湖南参与创建的单位，我曾日以继夜呕心沥血为它效力的单位，现在把我当作垃圾一样无情的抛弃了！
我必须找点事做，为自己，也为我的儿女。我的妻子工资很低，五十几块钱，要养活四个不大的儿女，连吃饭都很困难，我起码得养活自己。我有体力，也有知识，什么事都愿意干。但是，谁敢收留一个〃摘帽右派〃、〃解除劳教〃的分子呢？我只好打零工，和几个命运相同的难友结伙，拖板车，卖黄泥巴，给人家拆破旧房屋……混了一个时期。同时，也写信寄给一些认识的首长，请他们按照党的政策给一条生活出路。经省委统战部打招呼，省新华印刷厂接受我担任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这里开了口子，市里其他职工业余学校也敢收留了。
职工业余学校简称职校，是为职工补习文化而开办的。教师分固定和代课两种，我属于代课的一种，每学期由职校聘请，按课时计报酬，寒暑假就没有收入。我教高中班语文，每月平均收入大约五十来块钱，等于我家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生活比以前改善了。但是，社会地位就谈不上了，因为代课的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有点历史问题的人，何况我还劳教过，名义上摘掉了右派帽子，实际上换了一顶新的〃摘帽右派〃的帽子，受到暗中监视，为知道底细的人所不齿。儿女们到处受欺侮、受歧视，幼小的心灵创伤累累更不消说。
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内心却不得安宁。株洲劳教促使我深思自己未来的命运。我注意到，毛主席曾反复地讲了，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看来知识分子将成为新的革命对象了，反右斗争恐怕还要继续下去，甚至于升级。我当然是在劫难逃。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更加小心谨慎罢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惊天动地而来，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感到震惊和迷惑。报社有些被划右的难友这时组织起来，向社会申诉冤情，向中央请求平反。起初，我没有介入。我看〃文化大革命〃好像不是要解决我们这些人问题的。但是，我的几个亲近的朋友参加了，另外有人推测我想坐观成败，〃等到将来摘桃子〃。我不想落得这样的名声。于是，我也参加进去。结果比1957年更加悲惨。我被湖南日报社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抓去，遭到残酷的殴打和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几乎丧了性命。原编委蔡克诚也被抓去，受不了酷刑和侮辱而〃自杀〃（？）八刀身亡。原农村部骨干编辑欧阳楠情况类似，在下放的江永县回龙圩农场自杀惨死。我的好友刘凤翔被错判死刑，遭到处决。其他参加了翻案的难友大都受到更厉害的惩罚。
虽然我保住了性命，饭碗却被砸了。〃文化大革命〃宣称，过去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占领的讲台，现在要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占领。职校停办了，教员被赶下了台，我完全失业了。我的妻子作为下放干部携带着小儿子和小女儿被送到临湘县山中插队，大女儿初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岳阳毛田。剩下我既无公职也无单位，就流落长沙街头。我的大儿子小学毕业，因为交不起每学期八块钱的学费，不能进中学，靠推板车每天挣几角至一块钱，勉强填饱肚子。父子俩怀揣户口本在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