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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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怎么也不能使他们留恋。
同时，我还见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举杯，为点缀在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而庆贺，酒不过只是欢愉气氛的陪衬；他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弱点，却全然不放在心上，他们拼命锻炼体魄，强健精神，作好了迎接灾难性事实的准备；他们走在世界的大街小巷，尽其能力，使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变得尽量美好；他们也去教堂，观望一番天国的庄严和世间尚存的爱；他们造访大自然，以企求自然的风和自由的生命力；另外一些人在走上楼顶，系好绳结，走向铁轨的最后一刹那，决定活下去，以另一种坦然，洒脱地放眼世界，而不背离它。
是的，当我们发现世界无意义的时候，正是无意义的世界需求我们赋予它意义的时候。我们除了是飞行员、化学家、经理秘书、挡车工，还是大自然和父母的子女，是诗人，是广阔的海洋和每一次回归的气流。一方面，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生活在游戏规则中，并激烈地抨击它不公平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是自然人，内心里充满着田园风和牧童笛声。我们唱着：“三在六十五里路呦，越过春夏秋冬……”听着歌德著名的绝笔下，浮士德在如何咏唱——
这是智慧的最后总结：
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
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因此在这里，幼者、壮者和老者
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
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
那时，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
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
永世永劫不会消逝。
我们就会像这位倒在砂地上的老人一样，望着一生走过的漫漫长路以及自己在路边种下花朵，抱着高度幸福的预感，带着对于尘世生涯的美好记忆，欢乐地开始长眠。而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要不停地多种一些花朵，怀有一种坦然，绝不轻易地背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带着达观大认识，终结二十岁的年华，直至走完最后的长路。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绝不背离这个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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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盖尼·维诺库罗夫说：“最致命的痛苦，在于为成为自己而奋斗。”
二十岁之前，我们曾遭遇到的恐慌感、现实感、责任感、极端化、矛盾化以及十大问题，它们纵横交织，凝就了一个中心冲突。那就是，我们想要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但现实世界却阻碍着我们，想把我们变成另外一种人。在这个残忍的冲突中，我们在现实的胁迫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违背公众利益的那部分恶劣天性，同时，我们又激烈地抗争着，要把自己的天性和独立风格保留下来，以使自己不同凡响。
我们曾经持久地坚持着，不让现实磨灭我们必须坚持的东西。我们的任性也支撑着自己，从不允许自己主动放弃原有的和想要有的东西。尤其是少年时代，无论是必须放弃的，还是不该放弃的，我们都不打算丢失。可是，社会规范的目的，恰恰在于要使每一位公民都成为它所需要的彼此相似的模范人。因此，二十岁之前，我们经历了无数个冲突，这些冲突纷纷在我们的心底，留下了伤痕。
北京东方饭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回想起她的十九岁的学习生涯。她说：“我最厌恶的，就是学校。因为自从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常常被老师叫到后排，去罚站。我最痛恨的是学习和考试。学习非要灌输给我们许多根本没有用的东西，考试最让我觉得滑稽，因为答案早已写好在一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标准答卷上，我们别无选择。”
另一位女孩子毕业于著名的北京育才学校。她说她的班主任“是个极讨厌的人”，只要班上谁的分数下降了，她便首先想到是这个同学“早恋”了，实际上不过是那个同学贪玩，或者出了什么意外麻烦。但班主任会“突然叫住你，眼睛却看着别处，眼里诡秘地露着变态的光，然后重复她那句问谁都一样的话：‘外边有事儿了吧？’那副德行，真叫人恶心！”这位班主任把“早恋”，羞答答地代称为“外边有事儿”。
陈是一家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员，在客房部已有一年多的工作经历。他像是在问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不是就是这些？睡觉，上班，没完没了地活着，干这些简单得连白痴都会干的事。而且，一年只有七天连假。看到那些月薪是中国人一辈子所得的外国人，那些从地球那一边跑到中国来度假的人，我真是感到不平。我弄不懂，同样是人，一些人过着最好的日子，另一些却不能。”
一个士兵抱怨说：“我觉得，我们的军服是随随便便造出来的，很不好看。走在现代化的大街上，很不适合，就像是七十年代的东西。但我是战士，又必须穿。为什么非要用这种粗陋的军衣来打扮我们？有时候，不光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也需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他犹豫了一下，像是探问似地补充了另一个问题：“也许我不该说，但我想说出来让你知道。我们十八岁就来到了军营，祖国可以让我们去死，我们也不怕牺牲，打仗嘛。可我们来人世一趟，还没有过女人……”
保姆市场的一个女孩，因为从小的过度劳累，手指变得短粗，脸上泛出农村人特有的暗红色，身形大概从孩童时代就遭到了毁坏。“我不愿意通过他们，他们是合法的人贩子。他们每天下班后就把来找事作的人，全都锁在一间没有床、没有椅子的大房子里。”她指着旁边一家官办的劳务服务公司说。说话间，那家公司的员工正在给大铁门上锁，就像售货员在下班回家之前要把没卖出去的货物锁进柜台一样。“我多羡慕你们城里人。有时候又恨你们，嫉妒你们。我爹是农民，我也必须是，我将来的孩子还是。为什么你们就一定是城市户口？！”
一位发廊的小主人，起初似乎疲倦得不愿多说一句话。可是几杯酒下肚后，他变得激动，一扫刚才那副百无聊赖的神态：“我有的是钱！被看我大学考不上，但我有钱！有钱，就能买小妞，下大赌，逛饭店，唱卡拉OK。凡是我们这种人还能干的，我都干，这辈子就这样了！”
白在银行学校读书，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女同学，但他为自己没有钱而自卑。看到个体户的儿子们想找哪个女孩都能如愿以偿，便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很堕落。他预感到，在这个越来越金钱化的社会里，他不会得到爱。
一九八三年秋天，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新生，身着白色连衣裙，从校园西侧一幢正在拆除脚手架的塔楼上，纵身跃下，结束了十八岁的生命。在遗嘱上，她写道：“活了这么大，还没有给社会一点有益的东西。再活下去，也没什么用，不如死了好。”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深夜，北京航空学院管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勇，在计算机系一位女学生背部，扎下了深深的十刀，然后自杀，以病态的极端方式，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自我实现”，出了大名。他曾一再表示过：“如果正常的途径不能出名，就杀死一个无辜者。”
北京大学一位十九岁的三年级学生，推倒了手中的十四张麻牌（还是清一条龙），然后淡然地表示，他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不是需要他，不知道需要他作什么。是抄抄公文？还是当一颗“螺丝钉”？可制造一个螺丝钉需要投入如此多的经费、时间、精力、思索吗？他自我解嘲地说：“我是一颗经过最优良程序加工的小钉子，我知道我的命。”
一九八七年秋天，贺照田只有十九岁，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他组织了一次“折光文学大奖赛”，收到一首被他称之为“最了不起的”诗，属名“苗苗”，题目是《二十年后》：
我已是平凡的妇人
崇拜丈夫 或许
或许还溺爱儿子
也驻足在如斯的春暮
倚窗看落花飞舞
而我已是挽发的平凡妇人
回头笑问你
能否忆及少女时代的苗苗
娇气又爱发低烧
而我已顺从地挽髻呵，一切俱往
这位苗苗没有留下真实姓名和宿舍地址。贺照田便几次张榜，要她去领奖品，并想借机见到她。但苗苗不愧是不凡的苗苗，一直到现在，她也没去领奖。
总之，冲突、冲突、还是冲突！
这时，我们已开始把目光和触角广泛地探向整个生活和大社会的局部，开始真正地与始终想匡正我们的环境抗争、妥协、对话。我们是多么不情愿地放弃了那些尚未被自己认为是幼稚和错误的习惯，又是多么地为不能为所欲为地成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人而难过。
经历了各种必要的伤痛，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知。这使我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单薄。我们获得了更加熟练的工艺技术，更加善解人意的服务水平，更加多的自主和更高的薪水。我们几乎是喊着“不满意，不满意，我们不舒服”走过这段岁月的，但当回首，又有一份柔情，正如舒婷的短诗——
记忆清澈如潮水
照见人人有过的十八岁
现在，二十岁的生日一刻不停地向我们走近。
我们对它期待已久，觉得那必是一个黄金岁月的开端。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时间，不回头的溪流
第二部分
尝试性的岁月
（20岁—23岁）
从乐园的山坳爬出，去寻觅
双脚站起走出家门
去上学，去作工，去过婚姻生活
没有母亲，仍敢穿越街道和所有的大洲
——R。韦尔博《萌芽》
时间，不回头的溪流
现在，我们最讨厌的是长者们喋喋不休地对我们重复“一寸光阴一寸金”。那是一句淡而无味的老话，老掉牙了，根本不作用于我们的感情。对我们来说，时间的游移并不可怕，我们刚刚二十岁。尽管日复一日地过去，但我们的额头上，却没有落下任何一丝皱纹。
二十岁据说是个重大的节日，道贺的人们大声而来，朝我们赠送礼品，然后相继消失。于是，一切又像昨天一样，风平浪静。我们还是没有因为某一个日子的到来而增添一分高度，也没有随之生长出一块肌肉，多一份美丽，没有一夜之间的思想质变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还是昨天的我们，因为生命长途中没有明显的门槛，只有过渡带。我们一点一点慢慢地行走，不再相信时间有多么大的魔力。
可是呵，如果踮起脚尖向前看，我们还是会预感到某种时间的来临。我们更近地走向了夏天，走近烈雨，走近我们马上就要全部承担起来的生活。此时，如果我们驻足回首，身后那些小家伙已经长大，男的学会了一招一势地打篮球，女孩子已开始打扮自己。当一个十八岁人向我们请教初恋经验，我们俨然已是完完整整的二十岁人。因此，我们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