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八十年代-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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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山雪人；探险者陆高认识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央金，央金却意外地死于车祸；陆高和姚亮去看“天葬”，可遭到天葬师的拒绝，以及生性好幻想的弟弟顿月和老实木讷的哥哥顿珠传奇般的生命历程。小说以冈底斯山作为人和事遥远的背景，叙述了西藏迷人的景致与神奇的风俗，展示了充满魅力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氛围。
作品中对西藏生活的表现，不注重外部世界影响下的变化，而着眼于藏民的基本生存状态，如狩猎、放牧、天葬等；着意突出西藏那被宗教气氛包围的神话般的世界，诸如不许外人参观的天葬、雪夜中的温泉景观、高耸于沼泽地的巨大羊头形石块等。这个神话般的世界与西藏自然景色的原始荒凉、神秘奇丽相一致，也与藏民生活的粗犷传奇相谐调，从而完整地构成了独特的“初民的世界”。
其次，为了与这个神秘的世界相契合，作者采用了独特的叙述方式。几个故事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单独成立又串联在一起；故事线索也不很明确，往往突如其来，倏然而去；事件常常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或者在过程上或者在结果上进行省略；虽然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但又无通常小说中的烘托、渲染与人物形象的着意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被更强烈的具象性和更深邃的偶然性所推动，一方面展开变幻无穷的叙述层次，一方面又显露出神秘莫测的故事内核。
作品从头至尾没有统一的人称，没有贯穿的人物，而是不停地转换人称。在叙述老作家时使用第一人称直叙，在叙述穷布时使用第二人称转述，在叙述姚亮、陆高看天葬的经历和顿月、顿珠兄弟的故事时，又采用正面叙述方法。探险者陆高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个人经验的延伸，同时又是整个故事的主要视角。这种把作者——叙述者——人物交融循环的扑朔迷离的叙述方式，打破了读者阅读时的惯性与期待，造成间离效果，从而对作品内容作出清醒、理性的判断。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冈底斯的诱惑》是当代小说叙事革命的一次有益尝试。
也许，马原就是要在小说里达到一种“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小说一开始就显示出这一点，它引了拉格洛孚的一句话：“当然，信不信都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第一节中冒出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这个“我”是谁？我们从小说本文中没法弄清楚，他显然不是“老作家”，因为他才三十来岁；他也不可能是陆高，因为他在敲陆高的门，怂恿他去参加一次冒险；他自己也告诉我们他不是姚亮……
作者像一个机敏顽皮的孩子，时不时地跳出来，告诉你是，或不是。他不拘谨于文本，并超脱于结构之外，一步步地引领着读者在没有光亮的长廊里走格子。这其间又加入了阅读者的自我发挥和想象，他们在这样刺激的互动中，完成了整个探险的过程。所以，一切都变得暧昧、恍惚起来。
重温八十年代的阅读严肃文学：红高粱
一个站在民间立场上的抗日故事
……奶奶受闷不过，悄悄地伸出笋尖状的脚，把轿帘顶开一条缝，偷偷地往外看。她看到轿夫们肥大的黑色衫绸裤里依稀可辨的、优美颀长的腿和穿着双鼻梁麻鞋的肥大的脚。轿夫的脚踏起一股股噗噗作响的尘土。奶奶猜想着轿夫粗壮的上身，忍不住把脚尖上移，身体前倾。她看到了光滑的紫槐木轿杆和轿夫宽阔的肩膀。道路两边，板块般的高粱坚固凝滞，连成一体，拥拥挤挤，彼此打量，灰绿色的高粱穗子睡眼未开，这一穗与那一穗根本无法区别。高粱永无尽头，仿佛潺潺流动的河流。道路有时十分狭窄，沾满蚜虫分泌物的高粱叶子擦得轿子两侧沙沙地响。
《红高粱》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８６年第８期，后来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
作者莫言，１９５６年出生于山东高密。这是他后来在书中常常提到的一个地方，从这片土壤里，他攫取和提炼了很多东西。他们有点像鱼和水的关系，水是鱼的牢笼，但同时又滋养着他，在莫言三十岁之后，他又用一支发韧的笔反哺那片海域。
作者很善于写农村生活，那些纤敏的、看似愚钝的小人物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他们身上负荷着家国之梦，一个个像被尘土和沙砾打磨得很粗糙的磐石。莫言一点一点地把“它们”剖开给世人看，那种过程是血腥而残酷的，读者也被带入一个凄美的幻境里，看着血痕从他的笔尖一丝一丝地渗出，这被后来的评论家称之为“新感觉主义”。
整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奶奶”十九岁那年，曾外祖父把她嫁给了十八里坡有麻风病的酒厂老板李大头，换回一头骡子。迎亲路上，把轿头余占鳌领着轿夫们起哄颠轿。行至青杀口，高粱地里杀出劫道人，余占鳌送他上了西天，我奶奶遂对他有了好感。
三天后奶奶回门，又遇蒙面人，原来是救她一命的余占鳌。两人激情迸发，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作天地之合。从此他就成了我爷爷。几天后奶奶回来，李大头被人杀了，奶奶留住众伙计，开始主持酒厂。我爷爷酒醉后被扔进空酒缸，恰好这时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我爷爷酒后找秃三炮算账，居然逼得三炮求饶。我爷爷回来后，朝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喷香的好酒——十八里红。
九年后，日本鬼子逼乡亲们砍倒高粱修公路，又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当晚我奶奶搬出十八里红，伙计们喝完酒，准备打鬼子报仇。第二天黄昏我奶奶给我爷爷他们送饭，倒在鬼子的机枪下。我爷爷他们疯一样冲向日本军车，一声巨响，伙计们全死了。九岁的我爹，找到了已经痴呆的爷爷，站在我奶奶的尸体旁。夕阳如血，高粱如血，我爹唱起来：“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殿……”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他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的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粱地红成汪洋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风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粱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
而“我奶奶”之所以充满坚定的抗日激情，不是因为种种苍白的理性思想的原因，而是因为她的管家与情人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她和她家的财产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剥，这一血腥惨目的景象使她不杀日本人不得安宁。她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余司令喝了去杀日本人，让儿子豆官跟上余司令为罗汉大爷报仇，而自己也像大鸟一样牺牲在伏击日本人的战场上。“我奶奶”这一形象，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有着女性身躯，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冲出“红高粱”那片囹圄的有血有肉的形象，给人以深深的震撼。
重温八十年代的阅读严肃文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第一部冲破“性禁区”的当代文学
我只是呆呆地看着。
她洗完澡，用一块破毛巾把身体仔仔细细地擦干。风不停地刮着，天空开始出现急遽飘飞的一丝丝白云。她好像才觉得有点凉，返身拣起撂在黑色囚衣上的内裤。在她又转过身来的时候，一抬头，突然发现了我。
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吓得四处躲藏，而是眯起眼睛迟迟疑疑地望着我。眼神里有几分愤怒、几分挑战、几分游移，她要决定她究竟干什么？
我也没有跑，也没有和她打招呼，然而我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的这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了绝大的轰动。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赤裸裸地写到了“性”——那个年代仍讳莫如深的东西。张贤亮用手中尖利的笔，一刀一刀地割裂了掩盖于它上面那层温情的面纱，让四周观望的人群感到了不安和恐慌。
各式各样口径的口诛笔伐，各种各样颜色的唾沫和飞弹，道德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沸沸扬扬，如炮弹般劈头盖脸地朝作者轰去。所谓的评论家们挥舞着拳头，扭曲了脸，唾沫四溅地在报章上表达着自己的愤怒。他们不满张贤亮为何敢如此肆无忌惮，更不满他把这种“龌龊”的东西呈现给读者之后还表现得如此从容坦然。
如今，隔了一段时空回过头去看，当年激昂的吵骂声早已寻不到一点踪迹。今天的传媒与言论已如此自由，当时那些或感情充沛，或条分缕析的争论，现在难免让人觉得固执和可笑了。
贾宝玉曾说：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张贤亮却说：情欲受到摧残和扭曲，反映出特定时代的荒谬。
性爱在这部小说中被赋予了无比重要的分量，它不仅是一个生命状态的象征和标志，还是灵魂与肉体交锋的战场。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性”常被强加上许多肮脏的符号，像涌到喉咙里的粘液又吞咽到干瘪的腹腔里，人们羞于谈性，并深深地压抑着自己的欲望。那些原本健康美好的东西一次次被曲解和误读，它们刚浮头就被无数个卫道士的铁榔头猛砸入了深谷。
文章中男主人公章永麟的生活被两部分所占据着，一部分是他的头脑中思考的《资本论》和国家的前途，一部分则是“女人”，黄香久在他的生活里就是“吃”和“性”的代名词，这些注定要占据他这个“男人”的“一半”。他被打成“右派”时，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在那种极度枯燥、寂寞、烦闷的生活中，人的性本能使他迫切需要女人。女人在那一刻自然而然地成了依附于他身体里的一根肋骨，成了他血脉中流淌着的一部分。
而章永麟第一次做爱没有成功，这是一道旧伤口，在以后的日子里，无时无刻不在缠绕和提醒着他，让他感到无比煎熬和痛苦。那样的失败让其耿耿于怀，他一度感到非常失落，并对“性”产生了怀疑。而后来他终于成功了，他便认为那是黄香久塑造了他。可惜，曾经“落马”的那段经历像笼在他心头的一个阴影，不停地肆扰着他，所以，他终究还是选择了离开……
“性是人类本性中最深刻的倾向之一。肉体的真理一旦掌握在手，也就进入女人的地狱。只有深爱的女人才会明白，男子身上的孩子气多么迷人。”
有人在看过文章之后说：“女人像蚕一样，对男人的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