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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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聊天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　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　他和王涛，　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　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　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　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　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　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　本来是个玩主，　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　虽然他是浅尝辄止，　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　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　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　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　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扫地风」的火口边，　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　还香甜无比。后来，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　似曾相识。那天晚上，　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　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　《我是流氓！　》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　谈到流氓的快乐，　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　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　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　《可惜我不是个流氓！　》、《我心里就是个流氓！　》、《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　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　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　写作热情高涨，　就说：　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　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　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　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　每次只是一张大纸，　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　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　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　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　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　大家悄悄传阅。当然，　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　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　决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　看完就毁掉，　可是，　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　谁的万一被发现了，　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　别人就尽快销毁。
　　　　　　
　　　　　　　阴历大年初二，　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　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　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　他看了非常快乐，　拼命忍住笑声。不过，　他抹抹眼睛，　叹口气，　说：　「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　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　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　眨眼间，　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　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甚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　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　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年二月九日），　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　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　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　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　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　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　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　「有戏！　今儿肯定有戏！　」哪齣戏并不重要，　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　在房上开始发话：　「田寿鹏，　出来！　打开库房，　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　再到库房把自93　己东西都拿出来，　在当院打好铺盖卷，　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　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　王涛，　宋惠民，　朱章涛，　田树云，　张郎郎。。。　」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　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　表示祝贺，　说：　好啊，　你小子发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说：　「发甚么发？　纯粹是骑驴啃烧鷄——　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　」人们纷纷说：　挪就好，　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　没过几分钟，　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　都蹲在院子里。然后，　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　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　到了外院儿一看，　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　被砸上了死铐、死镣，　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　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　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　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然后，　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　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　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　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　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　走到车边交给警察，　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铛铛的人，　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　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甚么文件，　那文件并没说为甚么要挪动，　去哪儿，　干甚么，　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　必须老老实实，　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　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　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　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　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　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　可以说，　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微微一笑，　看来，　她在冀县也关烦了，　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　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　第一次集合的时候，　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　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婵」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　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　一点儿不打眼，　低眉顺眼，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　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着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　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　人也爽朗、大方，　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　孙秀珍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　听错了，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　他悄悄告诉我：　「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　那么迷茫，　那么优雅。」原来，　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　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　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　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　可她视而不见，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　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后来，　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这是甚么地方。半夜我俩推心置腹，　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　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　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库里」。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　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娘带领女犯队伍入场，　她是小组长。看得出来，　她这种长相的人，　单纯大方，　心地善良。老天有眼，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连忙写了个纸条：　「周同学，　你好：　请问，坐在你后面第三位那个女同学叫甚么名字，　能告诉我吗？　张郎郎」我把纸条叠成了团，　回头看看没人注意，　低声说了一个字「信」，　手一垂，就扔到她鞋边儿。她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　直视前方认真听讲，　还一边儿记着笔记呢。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　糟了，　要是她不接这茬儿，我不就现了吗？　我心如大鼓一样咚咚响。再仔细一看，　那纸条已不见踪影。我松了一口气。老天爷，　行，　这姑娘真够麻利的。我又回头假装四处张望，人们都在认真听讲呢。她自言自语咕哝说：　「小心有狗。」嘿，　她真是胆大心细，　还不忘给我提个醒。
　　　　　　
　　　　　　　散会时，　她站起来整队，　带队退场。路过我跟前，　她望着前方喃喃说：　「原来意在沛公啊！　」哎呦喂，　原来已经看了字条，　还不大高兴。但愿这误会别让她就此跟我翻脸吧？　心里继续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动，　路过我身边，　她也扔给我一个小纸团。是这样写的：　「张同学，　你好：　她叫孙秀珍。这样通信太危险了。以后，你把信用图钉钉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这封信，　喜出望外。嘿呀，　这孩子真聪明，　简直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于是，我们俩赶紧分别给她俩各写了封信。傍晚倒土，　我们俩自报奋勇，　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钉在箱底儿。把土箱就留在那儿，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来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　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佺倒土。后来，　李世佺告诉我，　小周很聪明，　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　信得过，　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　小周没想到老七会给她写信，　有点儿意外，　犹犹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　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　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在会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　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　几乎所有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