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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01-李敖:传统下的独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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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戴的帽沿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
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
  一年以前,我个人正是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充员官,蹑手蹑脚的、呆头呆脑的,跑到这
个名将辈出的野战部队来,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惶惑与忐忑,板板六十四,不知如何是好,
过去十几年耍笔杆的生活,对我简直有如隔世。哦清楚的知道在今后一年的服役期间里,我
要“从戎投笔”,要好好耍一阵枪杆——当然不是耍花枪!
  以一个毫无战场经验的青年文人,统率着三十多位百战沙场的老兵和年轻力壮的小战
士,这真是一种微妙的配合。但是既然官拜兵器排排长,只好勉为其难了!
  晚上,一个老头儿托梦给我,向我耳语说:“古之欲带兵者,不可不知为将之道。”真
怪,这老头儿是谁呢?长长的胡子很像我爷爷,可是我爷爷只拿过刀子,从未摸过枪杆,更
别提六韬三略了。但是者头儿懂得兵法的又有谁呢?我想来想去,终于想到那个指使张良捡
鞋的黄石公。对了,一定是他!他老子儿自知他的“兵法”早已被时代淘汰了,除了我们这
些学历史的,很少再有人翻他的老账了,所以他才不顾时空的阻隔,特地来开导本人一番。
第二天一早,我便向连长请假,跑到书店里,去寻找“为将之道”的书。李德哈达的《战略
论》与带兵无关;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又太深了。选来选去,找到一本文森豪威尔的传
记。当我读到艾森豪威尔统率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所直接指挥的不过只是三个人的时候,
我不禁把大腿一拍,啃然叹曰:“为将之道,尽于是矣!”
  我匆匆忙忙跑回来,立刻召见排附一员,七五炮组长一员,六0炮组长一员,面授分层
负责之“义”,拍肩捏臂,勖勉有加。日子久了,他们对我的“江湖气”也有点折服。排中
的一位“反共义士”对我说:“讲带兵,排长的经验太差了。但是你能用一种慷慨的劲儿来
待人,这就对了。阿兵哥最需要这个,我们是干干脆脆的人,我们喜欢你的但白直爽,你把
你的真面目给了我们,这是你最大的成功。”
  但是我曾问我自己,我真的成功了么?我有点儿惭愧,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少,收回的却
大多。在我退伍的头天晚上。“官长部”和“士兵部”都分别款待我,觥筹交错,礼物云
集。派克笔、领带夹、外岛特产、战士玉照……我有生以来从未收到这么多的东西。这使我
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每位都花了四分之一的月饷!这是我=十五年来所不易看到的热情,
“悲歌慷慨之士”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已经是教科书上的名词。教育好像是一架冷
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
很实际很有用,但是太不可爱了!不过在军队里,我却不难看到这种有古任侠风的“悲歌慷
慨之上”,我喜欢和他们吸烟痛饮,也高兴和他们争吵狂欢。我失掉了我自己,有多少次,
我和他们融化在一起,我也学习着粗犷与质朴、感染着刻苦与天真,但我恨我学不到他们的
膂力,也学不到那孤注一掷的豪迈胸怀。
  我的一个重要班底——七五炮组的组长,河北人,是个标准的燕赵之士,他虽不能说是
力能扛鼎,可是只手扛起个大水缸却绝无问题。我常常笑他生不逢时,若在古代,他保险可
以考取武状元。他的枪法与角力,全连没有他的敌手。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
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
“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
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嗤屎就来了!”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年军旅的生活快近尾声的时候,第九期的预备军官也分到部队里来了。他们听说第四
连有位第八期的老大哥小有名气,特地纷纷来“朝拜”,我也以地头蛇的姿态分别予以接
见,只要他们:肯在福利社掏钱会账,我一年来的心得和洋相都可搬出来。我送给他们的
“定场诗”是:

  “生公说法鬼神听”,
  卿当敬我我怜卿,
  若想从容带阿兵,
  先读本人“排长经”。

  在“排长经”里面,我告诉他们如何替一些老兵写信、如何讲故事、如何当地雷教官、
如何做天下最小的司令——卫兵司令。如何善保本排长的光荣纪录——前瞻训练炮操冠
军……
  一年的学习与磨练虽然使我不再是个毫无经验的小少尉,但我知道我个人距离那种模范
军官的标准还遥远得很。团长问我一年来的感想,我答道:“阿兵哥看我是老百姓;老百姓
看我是阿兵哥。”我并不是谦虚的人,我说这话并没有谦虚的成分,因为我深知我在这一年
来,经历虽多,可惜有资而不深;贡献虽有,只获二功而无过,开创不足,守成勉强,大错
不犯,小错不断,这些平庸的成绩是不合标准军官的标准的。
  如今地球一阵乱转,三百六十多天又过去了。我带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心情,登上了回程
的军舰。人在船上,船在海上,可是我知道我的心在什么地方。那里度过我一年多的青春,
那里有火热的笑脸,有强悍的男人味道,有泥土,有汗斑,有风涛海浪,更有那多少个跳动
的心,在使我缅怀回想。
  早春时节,我又回到学校里来,满地的杜鹃仍旧热烈的开放,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个熟悉
的面孔,也接触不到一个熟悉的回声。校园里一批批的是些新的同学、新的情侣、过去的老
同窗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但我已放弃了自怜的习惯,我想到我那段刀光枪影的排长生涯,
它带给我不少生命的酵素,使我有足够的活力去面对未来的日子。
  原登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现在依原稿稍做改订,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十六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部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民国三十二年)的九
月二十二号。五年以后(民国三十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
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一个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
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
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纪录,在我们小百姓
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切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迫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
以着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间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
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
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
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
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
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
古不拔的基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
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是,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
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二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就是这种“中医救星”的来临。,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
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
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言“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话,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
是诗张为幻的玄谈!从扁鹊以降,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忙、王叔和、
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
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歧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
偶像,他们的所谓“歧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
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一六九三),突然
害了疟疾。当时伺候在他左右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gr
Claudus de 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
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一八五六,咸丰六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者广在
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
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
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
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回刚,县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是显然可见
的。所以,很快的,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趋势。
  清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
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一八六五,同治四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
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也开始了。但是很快的,在中医的势力逐
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
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
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做不了多久,民
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医师法”与中医

  民国二年的九月十一号,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
天,但是他却主张了一项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一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
们,涌进教育部,请求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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