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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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变换而不再是那个旧邦了？
［这里表明了问题的实质：］城邦原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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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假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品种的制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 以戏剧为喻，一班优伶一会儿扮演悲剧的角色，合唱了一出慷慨凄凉的哀歌，过一会却又改为喜剧人物而登场，合唱一出轻松愉快的乐曲。 优伶虽还是原班的优伶，这两出戏剧总不是同一的戏剧了。 合唱队这一比喻，对于其它一切团体，以及一切组合事物都是适用的；凡组合的方式（体制）相异的，就成为不同的组合物。同样一些音符，或者编配为杜里调，或编配为吕季调，就成了两种不同的乐调。 由此看来，决定城邦的异同的，主要地应该是政制的同异。［种族的同异不足为准；］无论这个城市还用原名或已另题新名，无论其人民仍是旧族或已完全换了种姓，这些都没有关系，凡政制相承而没有变动的，我们就能说这是同一城邦，凡政制业已更易，我们就说这是另一城邦。 至于一个城邦已经变更了政体，应该还是不必承担前政府所遗留的义务，这是另一回事，另一问题。
章四 同上述论旨［城邦的同一性应该求之于政制］密切相关的后一问题为：善人的品德和良好公民的品德应属相同，还是相异？但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说明公民品德的一些概念。 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公民［之于城邦］恰恰好像水手［之于船舶］。水手们各有司职，一为划桨（桡手）
，另一为舵工，另一为了望，又一为船上其它职务的名称；［船上既然按照各人的才能分配各人的职司，］每一好水手所应有的品德就应当符合他所司的职分而各不相同。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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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精确地符合于那些专职品德的各别定义外，显而易见，还必须有适合于全船水手共同品德的普遍定义：各司其事的全船水手实际上齐心合力于一个共同目的，即航行的安全。与此相类似，公民们的职司固然各有差别，而保证社会全体的安全刚好是大家一致的目的。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组成为一个政治体系，那么，公民既然各为他所属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品德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 倘使政体有不同的几个种类，即公民的品德也有几个不同的种类，所以好公民不必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但善人却是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的。于是，非常明显，作为一个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具备的品德。我们如不从一般政体而是从最良好的理想政体去探讨这个问题，也可得到相同的结论。 倘使一个城邦不可能完全由善人组成，然而每一公民又各自希望他能好好地克尽职分，要是不同的职分须有不同的善德，那么所有公民的职分和品德既然不是完全相同，好公民的品德就不能全部符合善人的品德。 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有好公民的品德，只有这样，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邦；但我们如果不另加以规定，要求这个理想城邦中的好公民也必个个都是善人，则所有的好公民总是不可能而且也无须全都具备善人的品德。 城邦是由不同的分子构成的。 就如生物由灵魂和身体组成，或如灵魂由理性和情欲组成，或者如家庭由夫妇组成，〈庄园〉由主奴组成，城邦也是由不相类似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不仅包含有上述的夫妇主奴等人，而且还有其它各不相同的分子［例如官吏、士兵等］。在一个合唱队当中，领队（乐师）和随从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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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者）的品德总是各不相同，城邦亦然，全体公民既然为各种职分相别的组成分子，他们的品德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同一品德。这里已说明了好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并不尽然相同。 但两者是否可能局部相同。［全体公民不必都是善人，其中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是否应当为善人？
］当我们说起一个优良的执政就称他为善人，称他为明哲端谨的人，又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明哲端谨。 还有些人竟认为统治者的教育从小就该同其它公民采取不同的方式；大家也确见到王室的诸子都曾经受到骑术和战术的特殊训练。 如，欧里庇得［剧本中，一位君王为他的儿子们的教育吩咐］说：“我毋需那些琐碎的机巧，只愿能受到治国的要道。”
这样他明示了统治者的训练应该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教育。 从以上这些论证，可知统治者的品德有别于普通被统治公民的品德。 那么，从统治者来说，其品德就相同于善人的品德；好公民和善人的品德虽不是所有的公民尽然相同，在［作为统治者］这一部分特殊的公民来说，就的确相同。 熟知统治者（出令而指挥的人）和被统治的臣民（受命而服从的人）两者品德的区别，因此［费雷城的］杰森说：“除了当上僭主而外，他就只能是一个饥民”
，而作为一个庶人，他就缺乏一般公民生活的（品德）。
与上述的意见相反，人们又往往盛称兼擅两者的公民，即既能指挥而行令又能受命而服从的人往往为举世所敬重。 这里专于统治而类同善人的品德和既擅统治且擅被统治的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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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品德终究不能等量齐观。 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因为类不同，就应该熟习各不相同的才识，而公民兼为统治者和被治者，就应熟悉两方面的才识，对于这两种互相抵触的意见，我们的论辩应［分析出其间乖违的实质而］指出明确的观念。就统治而言，一个方式是主奴之间的统治；在这一方式中所涉及的大都为劳役，统治者只需要懂得怎样利用被统治者的能力，就无须亲自习知操作那些劳役的方法；有关这些劳役的事务和知识一般都是鄙俗的（带有奴性的）。
带有奴性的劳役有若干种类，服劳的人也有若干类别。［有一部分专门由奴隶担任，］还有一部分由佣工们（“用手的人”）担任；这些人，按照他们的名称所显示，就是靠双手做工而谋生；技工或匠师也属于这一部分。 在古代，在某些城邦中，这些劳动的人是不能够参加政治的，直到出现了极端民主政体，他们才获得城邦公民权利。 这些被统治者作为奴隶或佣工所从事的鄙俗行业，善人或政治家或好公民，作为统治者（奴隶主或雇主）
，是无须加以研习的，——偶尔他们为了自己的事情而操作一些贱役，应视为例外，这时候的劳务不是在主奴或主雇关系上操作的。但是在主奴关系的统治以外，还有一类自由人对自由人之间的统治，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出身相同。 这类治理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城邦政治家的治理体系（宪政）
；在这种体系中，统治者就须先行研究受命和服从的品德——恰巧好像人们如要担任骑兵统领就须先在某一统领之下服役，如果要担任步兵将军就须先在某一将军之下服役，或者说得更明白些，他须先去当百人队长（中队长）以至联队长各级的部属。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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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一句名言：“不经偏裨，不成良将”
（“惟有起于民间，才能擅长治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虽属相异，但是好公民必须修习这两方面的才识，他应该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必须知道如何接受他人的统治——这就是一个好公民的品德。［现在再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一个好公民的品德是否应和一个善人的品德相同，］一个善人，有如一个好公民，应需要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才识。 如果在自由城邦中，温厚（节制）和正义，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各自需要不同的性质，那么，一个善人的品德——例如正义——就不止一种而兼备两种性质：其一，他用于作为统治者［而表现其为主人的正义］，另一用于作为从属而又自由的被统治者的时候［表现为从属的正义］。我们可以观察男子和妇女之间［同样的品德，如］温厚（节制）和勇毅，就显然会有不同的性质［这些差异类似作为统治者和作为被统治者之间品德的差异］。
一个男子的勇毅假使仅仅达到一个妇女的勇毅，人们就会说这个男子为懦夫；反之，如果一个利口的女子虽然比一个善男人的说话未必更多，就可能被讥讽为有伤谦德。 在家务管理中，夫妇的功能也是不同的，一方的责任在于获得财物，另一方即在保持这些财物［这些差异也类似一国中主从之间功能的差异］。明哲（端谨）是善德中唯一专属统治者的德行，其它德行［节制、正义和勇毅］主从两方就应同样具备［虽然两方所具备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
“明哲”是统治者所应该专备的品德，被统治者所应该专备的品德则为“信从”（“识真”）。被统治者可比作制笛者；统治者则为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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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他用制笛者所制造的笛来演奏。通过这些论证，关于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为同为异的问题——或［更精确些说］在哪一种命意上为同，哪一种命意上为异的问题——大致已可以明白了。
章五 关于公民身分还有一个问题应加以考虑。 是否必须参加统治职能的人方才确实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公民，或工匠也可以归入公民之列？如果不担任官职的工匠也能归入公民之列，那么在这个城邦中将有某些公民不具有好公民［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品德。反之，工匠如果不能称为公民，他们将怎么置身于城邦？
他们既非外邦人（旅客）
，也不是侨居者（居留民）
，他们将属于哪一部分（阶级）？这确是个疑难；但工匠的无所归属未必是荒谬的，奴隶和解脱奴籍的“自由人”也无所归属［既不列入公民册籍，也不是外邦人和外侨］。在实际上，我们不能将维持城邦生存的所有人们，全都列入公民名籍。 同样地，儿童［虽近似公民］总同成人之为公民，含义有所不同。 成年人是全称公民，儿童既然未发育，如果也称为公民，就只是在含义上有所保留的虚拟公民。 古代，有些城邦中工匠阶级完全是奴隶和外邦人，沿袭至现在，那里的工匠们仍旧多数是奴隶和客民。 最优良的城邦型式应该是不把工匠作为公民的。 在允许工匠入籍的城邦中，就不可能每一公民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良好品德，仅只一部分不担任鄙俗的贱业的人们才具备这些好公民的品德。担任那些为维持城邦生存所必需的贱业者有此二类——奴隶为私人服劳役，工匠和佣工（手艺人和苦力）则为社会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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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这些叙述作进一步的研究，工匠和佣工的地位就可明白；在实际上，假如领会了我们前面的一些议论，这一问题也尽可不必详细说明了。政体有好多种类，公民也就有很多种类；不担任官职的被统治公民，其种类更多。 在某种政体中，工匠和佣工都是公民；在另一些政体中，他们却不能为公民。 例如那种号称“贵族政体”的城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