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起源 作者:[英]达尔文_著_周-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定亲缘关系上是一种实际的困难。第二是与生活力相连结另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代复一
代地按照外界环境、食物、居地的性质以及气候的作用使生物构造发生变异，这就是自
然神学所谓的“适应性”。作者显然相信生物体制的进展是突然的、跳跃式的，但生活
条件所产生的作用则是逐渐的。他根据一般理由极力主张物种并不是不变的产物。但我
无法理解这两种假定的冲动如何在科学意义上去阐明我们在整个自然界里所看到的无数
而美妙的相互适应，例如，我们不能依据这种说法去理解啄木鸟何以变得适应于它的特
殊习性。这一著作在最初几版中所显示的正确知识虽然很少，而且极其缺少科学上的严
谨，但由于它的锋利而瑰丽的风格，还是立即广为流传的。我认为这部著作在英国已经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消除了偏见，这样就为接受
类似的观点准备下基础。
注3：这部“传记”的原名为“Vie，Travdux et Doctrine Scientifique D'Etienn
eGreoffroy Saint一Hilaire”，1847。
1846年，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M。J．得马留斯·达罗（d'Omalius d'Halloy）在一篇
短而精湛的论文（《布鲁塞尔皇家学会学报，Bulletins de l'Acad。Roy。Buxelles，第
十三卷，581页）里表达了他的见解，认为新的物种由演变而来的说法似较分别创造的说
法更为确实可信：这位作者在1831年首次发表了这一见解。
欧文（Owen）教授在1849年写道（《四肢的性质》，Nature ofLimbs）：“原始型
（archetype）的观念，远在实际例示这种观念的那些动物存在之前，就在这个行星上生
动地在种种变态下而被表示出来了。至于这等生物现象的有次序的继承和进展依据什么
自然法则或次级原因，我们还一无所知。”1858年他在“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 As
sociation）演讲时曾谈到，“创造力的连续作用，即生物依规定而形成的原理”（第5
1页）。当谈到地理分布之后，他进而接着说，“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如下的信念发生了动
摇，即新西兰的无翅鸟（ApteryX）和英国的红松鸡（Red grouse）是各自在这些岛上或
为了这些岛而被分别创造出来的。还有，应该永远牢记，动物学者所谓他‘创造’的意
思就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过程’。”他以如下的补充对这一观念做了进一步阐述，
他说，当红松鸡这样的情形“被动物学者用来作为这种鸟在这些岛上和为了这些岛而被
特别创造的例证时，他主要表示了他不知道红松鸡怎样在那里发生的，而且为什么专门
限于在那里发生；同时这种表示无知的方法也表示了他如下的信念：无论鸟和岛的起源
都是由于一个伟大的第一”创造原因”。如果我们把同一演讲中这些词句逐一加以解释，
看来这位著名学者在1858年对下述情况的信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即他不知道无翅鸟和红
松鸟怎样在它们各自的乡土上发生，也就是说，不知道它们的发生过程。
欧文教授的这一演讲是在华莱士先生和我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在林纳学会宣读
（下详）之后发表的。当本书第一版刊行时，我和其他许多人士一样，完全被“创造力
的连续作用”所蒙蔽，以致我把欧文教授同其他坚定相信物种不变的古生物学者们放在
一起，但后来发现这是我的十分荒谬的误解（《脊椎动物的解剖》［Anat。of Vertebra
tes］，第三卷，796页）。在本书第五版里，我根据以“无疑的基本型（type…form）”
为开始的那一段话（同前书，第一卷，35页），推论欧文教授承认自然选择对新种的形
成可能起过一些作用，至今我依然认为这个推论是合理的；但根据该书第三卷798页，这
似乎是不正确的，而且缺少证据。我也曾摘录过欧文教授和《伦敦评论报》（London R
eviw）编辑之间的通信，根据这篇通信该报编辑和我本人都觉得欧文教授是申述，在我
之前他已发表了自然选择学说；对于这一申述我曾表示过惊奇和满意；但根据我能理解
的他最近发表的一些章节（同前书，第三卷，798页）看来，我又部分地或全部地陷入了
误解。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其他人也像我那样地发现欧文教授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是难于
理解的，而且前后不一致。至于欧文教授是否在我之前发表自然选择学说，并无关紧要，
因为在这章《史略》里已经说明，韦尔斯博士和马修先生早已走在我们二人的前面了。
小圣提雷尔（M。lsidore Geoffroy Saint一Hilaire）在1850年的讲演中（这一讲演
的提要曾在《动物学评论杂志》（Revue etMag。de Zoolog．；1851年7月〕上发表）简
略他说明他为什么相信物种的性状“处于同一状态的环境条件下会保持不变，如果周围
环境有所变化，则其性状也要随之变化”。他又说，“总之，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观察已
经阐明了物种的有限的变异性。我们对野生动物变为家养动物以及家养动物返归野生状
态的经验，更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经验还证实了如此发生的变异具有属的价值”。
他在《博物学通论》（1859年，第二卷，430页）中又扩充了相似的结论。
根据最近出版的一分通报，看来弗瑞克（Freke）博士在1851年就提出了如下的学说，
认为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原始类型传下来的（《都柏林医学通讯》［Dublin MedicaI P
ress，322页〕。他的信念的根据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同我的完全不同；现在（186
1年）弗瑞京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依据生物的亲缘关系来说明物种起源》，那么
再费力地叙述他的观点；对我来说就是多余的了。
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先生在一篇论文（原发表于《领导报》＇Lead
er＇；1852年3月。1858年在他的论文集中重印）里非常精辟而有力地对生物的“创造说”
和“发展说”进行了对比。他根据家养生物的对比，根据许多物种的胚胎所经历的变化，
根据物种和变种的难于区分，以及根据生物的一般级进变化的原理，论证了物种曾经发
生过变异；并把这种变异归因于环境的变化。这位作者还根据每一智力和智能都必然是
逐渐获得的原理来讨论心理学。
1852年，著名的植物学家M。诺丁（Naudin）在一篇讨论物种起源的卓越论文（原发
表于《园艺学评论》（Revue Horticole〕，102页，后重刊于《博物馆新报》（Nouvel
les Archives du Museum＇；第一卷，171页）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认为物种形成的
方式同变种在栽培状况下形成的方式是类似的，他把后一形成过程归因于人类的选择力
量。但他没有阐明选择在自然状况下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就像赫伯特教长那样地，他也
相信物种在初生时，其可塑性比现在物种的可塑性较大。他强调他所谓的目的论（prin
ciple of finality），他说，这是“一种神秘的、无法确定的力量，对某些生物而言，
它是宿命的；对另外一些生物而言，它乃是上帝的意志。为了所属类族的命运，这一力
量对生物所进行的持续作用，便在世界存在的全部时期内决定了各个生物的形态、大小
和寿命，正是这一力量促成了个体和整体的和谐，使其适应于它在整个自然机构中所担
负的功能，这就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4＇
注4：根据勃龙写的《进化法则的研究》，（Untersuchungen uber die Entwickelu
ngs…Gesetze）所载：“看来植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翁格（Unger）在1852年就发表了他
的信念，认为物种经历着发展和变异。多尔顿（Dalton）以及潘德尔和多尔顿合著的
《树懒化石》（1821年）表示了相似的信念。如所周知，奥根（Oken）所著的神秘的
《自然哲学》（Natur Philosophie）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根据戈德龙（Godron）所
写的《论物种》（Sur l’Espece），看来圣·文森特（Bory Saint…Vincent）、布达赫
（Burdach）、波伊列（Poiret）和弗利斯（Fries）都承认新种在不断地产生。
1853年，著名的地质学家凯萨林伯爵（Count Keyserling）提出（《地质学会会报
汀Bulletin de la Soc。Geolog＇，第二编，第十卷，357页），假定由瘴气所引起的新病
留经发生而且传遍全球，那么现存物种的胚在某一时期内，也可能从其周围的具有特殊
性质的分子那里受到化学影响，而产生新类型。
同年，即1853年，沙福赫生（Schaaffhausen）博士发表了一本内容精辟的小册子
（《普鲁士莱茵地方博物学协会讨论会纪要》（Verhand．desNaturhist，Vereins der
Preuss Rheinlands＇），在那里，他主张地球上的生物类型是发展的。他推论许多物种
长期保持不变，而少数物种则发生了变异。他以各级中间类型的毁灭来说明物种的区分。
“现在生存的植物和动物并非由于新的创造而脱离了绝灭的生物，而可以看做是绝灭生
物的继续繁殖下来的后裔。”
法国的知名植物学家M。勒考克（Lecoq．）在1854年写道（《植物地理学研究》［E
tuides sur Geograph，Bot．＇第一卷，250页）“我们对物种的固定及其变化的研究直
接引导我们走入了二位卓越学者圣提雷尔和歌德所提倡的思想境地”。散见于勒考克的
这部巨著中的一些其他章节使人有点怀疑，他在物种变异方面究竟把他的观点引伸到怎
样地步。
巴登·鲍惠尔（Baden Powell）牧师在《大千世界统一性论文集》（Essays on Un
ity of Worlds，1855年）中以巧妙的方法对“创造的哲学”进行了讨论。其中最动人的
一点是，他指出新种的产生是一种“有规律的而不是偶然的现象”，或者，有如约翰·
赫谢尔（John Herscbel）爵士所表示的，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同神秘的过程正相反”。
《林纳学会学报》刊载了华莱士①先生和我的论文，这是在1858年7月1日同时宣读
的。正如本书绪论中所说的，华莱士先生以可称赞的说服力清晰地传播了自然选择学说。
深受所有动物学者尊敬的冯贝尔（Von Baer）约在1859年发表了他的信念，认为现
在完全不同的类型是从单独一个祖先类型传下来的（参阅鲁道夫·瓦格纳（Rodolph Wa
gner〕教授的著作《动物学的人类学研究》【Zoologisch…Anthropologische Untersuc
hungen＇，51页）1861年），他的信念主要是以生物的地理分布法则为依据的。
1859年6月，赫肯黎（Huxley）教授在皇家科学普及会Royal InStitution）做过一次
报告，题为“动物界的永久型、（Persistent，Types of Animal Life）。关于这些情
形，他说，“如果我们假定每一物种或每一个大类，都是出于创造力的特殊作用，在长
年累月的问隔时期内，被个别地形成于和被安置于地球上，那么，就很难理解永久型这
等事实的意义；想一想下述情况是有益的，即这种假定既没有传统的也没有圣经的支持，
而且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