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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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范围
由于公用事业的管制特性，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制定了各种措施，来管制电力服务、自来水服务、天然气和电话服务。除了规定公用事业的最高收费率外，管制委员会还提出了为新的顾客提供服务的要求。管制委员会甚至会禁止个人购买私人服务或附加服务。例如，在加利福尼亚的桑塔·巴巴拉，地方政府通过阻止为新的住宅连接自来水和下水道，来对新的建设实行暂禁。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对公用事业实行的几种管制。
服务成本管制
有一种管制类型，是管制委员会力图确定，对某种商品——例如电——的供应来说，哪些服务成本应包括进来。服务成本管制要求掌握有关商品的生产成本与销售成本的详细知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服务成本管制要求将共同成本分配给特定产品。例如，美国邮政服务机构使用一辆卡车向各个收信地址运送头等、二等和三等信件。该卡车的成本便构成信件投递的共同成本。这种共同成本应当以何种方式分配？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除了武断，并无其他方式。因此，服务成本管制面临着武断地分配共同成本的问题。
而且，服务成本管制不得不尽力解决历史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区分问题。在过去10年的通货膨胀背景下，这种区分尤其必要。由于通货膨胀，一台蒸汽发电机的历史成本比它的机会成本要低得多。以这种较低的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将不能补偿当前的机会成本。
另外，以搅在一起的全部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忽视会超过当前平均成本许多倍的长期边际成本。同样地，这种区别在通货膨胀环境中是特别确实的。一家为满足当前管制价格下的需求而必须扩张的电力服务机构会不得不承担多倍于它过去购置资本设备时必须支付的成本。其部分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部分原因在于重置“生产性”资本设备的同时，必须购置与年俱增的减轻污染的设备。在某些情况下，电的长期边际成本是电的价格的5至10倍。如果电的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不能反映提供这类附加能源的真实的、长期的边际成本，那末，消费者的需求量将超过假使不是这种价格时的水平。因此，不允许电力服务机构将扩大产重的速增成本“传递”出去，便导致消费者不能面对它们所使用的电力的真实社会机会成本。这些情况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并产生由管制价格下的电力需求过度所引起的某些潜在的问题。
收益率管制
收益率管制同公用事业委员会或某个其他委员会有关。后者制定出一种容许受管制产业投资者的资本获得“公平的”收益率的价格。收益率管制大概阻止了垄断者——不管是电力服务机构还是电话公司——获得垄断利润。在最简单的管制过程模型中，一家公司使用劳动与资本这两种投入来生产一种产品。在市场决定的价格水平下，这两种投入的供给量是无限的。管制仅以一种方式影响厂商的决策。在任何一年，仅容许它得到其资本价值的某种固定的百分率。这种固定百分率即是按照所谓比率基础计算的公平收益率。比率基础则是它的资本总额。在最简单的管制模型中，除定价之外，受管制厂商的管理人员被容许完全像没有这种管制时那样去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为了不使该模型失去意义，假定管制机构所容许的公平收益率和产品价格低于没有约束时本来会出现的收益率和价格。在方程式中，受管制厂商在管制约束下使其总利润最大化，或者使下式的数值最大化：
利润＝Pq－wL－rK （20。1）
这里，P为产品价格，q为产量，L为劳动量，w为工资率，K为资本总额，r为单位资本成本（隐含的单位资本租金率）。
约束条件为：
Pq－wL/k≤z （20。2）
这里z＝r＋v，它是管制所容许的、并超过单位资本成本的收益率，其中的v≥o。
受管制厂商被容许获得的收益率至少等于资本总额的租金价值。收益率依赖于v，并可以大于r。管制者决定v，从而决定z。推测起来，z小于使利润达到最大的收益率，因为管制者不容许出现垄断利润。
我们知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有约束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方式，将不同于无约束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方式。运用以上模型中的简化了的假定，可以说明厂商会过多地投入资本。
阿弗奇－约翰逊效应
1962年，阿弗奇和约翰逊在他们的创新性的论文中，提出了管制使厂商偏向于发展和采用资本密集程度超过没有这种管制时的生产工艺的论点。这种资本密集倾向被称作阿弗奇——约翰逊效应。之所以出现过多投资，是因为当被容许的投资收益率固定为z，并小于使利润达到最大的收益率时，受管制公司将获得过多投资的刺激。目标是使总利润达到最大。如果一项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率是固定的，那末，为何不增加资本投资来得到较多的绝对利润呢？在所选定的产量水平上。同不存在管制时相比，受管制产业中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会增大。收益率基础的这种扩展是低效的。
随管制而来的问题
即使在原则上也不能将管制视为易事。实际上，它被证明是极其复杂的。下面，我们将考察同管制联系在一起的几个问题。
服务质量 要使管制有效，就必须对每一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进行管制。只要对每一名义质量单位的名义价格实行管制，那末，商品质量的变化将改变实际价格。然而，只要管制者不能管制所售商品的质量，有效管制的困难相对地说就比较大。
设想一下对电话服务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进行管制。这种服务的质量是多方面的。收到拨号音，听清其他人的声者，话务员迅速应答，迅速排除电话故障，快速接通长途电话，是这些方面的一部分。对电话公司的管制，通常要处理电话服务价格问题。管制者关心服务质量，但他们只能管制质量的某些方面。如果电话公司要提高每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而管制机构拒绝提高名义价格，电话公司便能降低服务质量，从而暗中提高每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在美国的很多地区，不允许电话公司向偏僻农村地区收取的服务价格显著地高于向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收取的服务价格。为了提高农村地区每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电话公司便降低服务质量。在某些农村社区，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装上个人电话；而在城市，装个人电话是容易的。显然，若每月向合用一条电话线的所有各方收取20美元的电话服务费而不管他们是否有个人电话线，则一个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话线总比同其他三个人合用一条电话线要好。若另外一个人已占用了合用线，你要打电话就必须等待，当你正在通话时，你会不断地受到其他人为了打电话而拿起他们的电话机话筒的干扰；有些时候，合用线每一方特殊的电话铃都能在你的电话机上听到。
定价政策与“超额”利润 推测起来，管制委员会有权阻止超过公平水平的收益率。因此，管制机构反对按长期边际成本定价或按高峰负荷定价。如果长期边际成本大大超过平均成本，前一种定价方法就会导致超过公平水平的利润。在美国的很多地区，由于建造工厂、添置消除污染的设备和筹集资本开支的成本递增，电力的长期边际成本的确超过短期平均成本。因此，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必定大大低于以长期边际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管制机构大概不愿意容许厂商按长期边际成本索价——即使这是最有效率的定价方法——因为会产生超额利润。
高峰负荷定价涉及到相同的问题。在一天的不同时间和一年的不同时间中，存在着电力需求高峰，而电力贮存的代价又太高。管制机构不愿意要求或应允电力服务机构在高峰期时的收费率超过非高峰期的收费率。如果高峰期的收费率较高，电力服务机构会再次发现它们获有超额利润，而这一点会使管制委员会的官员感到为难。即使高峰负荷定价使稀缺资源以要求购买稀缺资源的那些人支付全部社会机会成本这样一种方式来配置，我们在受管制产业中几乎没有看到过高峰负荷定价现象。环境防护基金会发展了这些观点，并促成威斯康星州公共服务委员会于1974年决定计麦迪逊煤气与电力公司着手建立一个按高峰负荷定价的电力系统。当夏季使用空气调节器对该系统产生较大压力时，收费率就比较高。除了实行冬夏季差价外，该公司还受命对大的工业用户实行昼夜差价。然而，看起来测量用电情况的成本太高，以致不能对所有用户都实行昼夜差价。
1975年，佛蒙特州的佛蒙特中部公共服务公司开始了一项实验。从上午8点至11点和从下午5点至9点，向该实验中的家庭收取较高的电费；在一天的其余时间内则收取较低的电费。为了节约用电费用，一些家庭在上午5点之前便开动洗碟机并开始做饭，另一些家庭则在上午8点之前洗衣服。
管制与技术变更
一些调查研究者宣称，在所研究的一些产业中，管制对技术变更具有消极作用。这种观点与其他经验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后者显示，受管制产业生产率的长期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关于阿弗奇…约翰逊效应的讨论曾经从理论上说明，在收益率固定的情况下，受管制厂商实际上具有将资源用于研究与开发的刺激。另外，受管制厂商寻求新的技术创新，也许还有另一种原因。管制机构通常只是定期地检查厂商的收益率。这样，在两次按固定收益率定价之间便存在一种时滞。直到下次定价之前，厂商管理人员能相对自由地经营，可以获得超过管制机构规定的收益率的利润水平。换句话说，虽然价格是在厂商外部确定下来的，但存在着增进效率的刺激，因为可以获得高于规定水平的收益。
追溯既往地规定收益率 然而，管制方法的最近发展限制了这种情况的发生。管制委员会新近已采用一种追溯既往地规定收益率的方法。这种方法能有效地缩小或消除管制时滞。定价不仅以成本、收入和收益率为基础，而且考虑已获得高于固定收益率的超额利润。这些利润以降低价格的形式送归消费者。然而，由于消除了管制时滞，上述做法的结果会削弱研究与开发的刺激。追溯既往地规定收益率会导致的进一步的结果，包括规定收益率时所包括的大量费用、产品质量下降和控制厂商管理活动的职能由投资者转移到管制机构。
财产权与公用事业
经济理论在研究资源配置时，向来采用某些消除法规约束的假定。资源被看作是在零信息成本和零交易（谈判、签订契约和管辖）成本的情况下配置的。由于下面这一事实，这一方法最终受到了批评。这一事实是，管理人员和决策者所感受到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厂商行为和管理行为。通过将财产权看作是同厂商或有关公共机构相联系的概念，便可预测这些厂商或公共机构的行为。
考虑到财产权经济学，人们假定每个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