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通书+讲座文稿-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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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智这四点。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遵守了仁﹑义﹑礼﹑智这四点，心就会纯，就处于无污染状态。只有心纯，才能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如果你身处高位，就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即要去纯其心。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只有学习纯其心，就不会有各种情志上，思维上，行为上等等不良的杂念，不受其干扰，就会站在五常的层面上，心就会踏实，就会有人格魅力，就会有感召力，就会有贤达人士聚集在你的周围，形成优秀的领导集体，形成优秀的团队，那你就可以成大业。周惇颐也因此而赞叹：“纯心要矣，用贤急焉”。就是做人的关键就是纯洁自己的心，以仁义礼智信充实自己，才能成人，才能成君子，循此才能召贤纳士，才能成大事。
《通书？礼乐第十三》：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中国是礼仪之邦，仁义之邦，作为重要思想的儒家，其经典最初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然而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焚书坑儒，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其后到了汉朝后先贤在整理恢复时，《乐经》就失传了。《乐经》主要是乐谱，非一般的文字典籍，是由师傅传于徒弟，有一定的专业性，不向其他五经一样为大多数人所熟知，所能识别，且在春秋战国时期乐一般都为朝廷庙堂上所使用；也就因此失传了。我们在敦煌发现了一些据考证是唐代的乐谱，至今尚无人能加以识别，就更谈不上予以演奏了，只能有待日后有人破译。
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可见礼，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孔子有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礼和乐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专管教化。礼，在中国先秦时期，一方面具有法律的地位，另一方面具有伦理的地位，同时又包含着风俗习惯，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礼仪，礼节等等那么简单。
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当时的等级制度，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到一般的士子，再到普通的老百姓，不同的级别，就具有不同的礼仪。就象现在我们所说的对一个人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是一种社会秩序。这个礼，在当时是合理的，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是当时西周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基础上的法的秩序。但是随着西周的灭亡，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礼也随之荡然无存，孔孟对此时期就称之为“礼崩乐坏”，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纷乱时期。礼是社会安定，社会繁荣，人们安居乐业的象征。所以中国古代非常看重礼的作用，后来西汉又开始重新制礼。
汉刘邦登基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心由于经历了相当长一段的纷乱时期，已破坏殆尽，刘邦其下的众多文臣武将大部分都是草莽出身，在朝堂上毫无为臣的礼仪，饮酒争功，大呼小叫，或是地痞般打斗，刘邦对此深感厌恶，当时有一大臣原秦朝博士叔孙通建议应该恢复帝王的礼仪，遂重新制订礼仪，并对朝臣上下进行了训练，于是钟鼓齐鸣，众臣鱼贯而入，三跪九叩三呼万岁，礼仪有度，进退有序，刘邦不禁感慨道：“我今天才知道天子之贵。”因此礼，理也，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秩序和规则，就会乱，礼就是维护这个合理的秩序和规则的外在表现形式，理则是其内在形式。礼和理应该是和谐的，是不相矛盾的，礼若不符合情理，就失去了传承下去的基础。
乐，和也。乐，音乐，欢乐，人心的愉悦感。和，身心活泼，富有生机。礼是道德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乐则是调动我们身心的活力，它非随随便便做出来的，是有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其后我们还将在第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继续就此进行阐述。周惇颐在《通书》里对乐用了三篇半的描述，可见乐的重要性。乐一直到唐都是非常发达的，这我们可以从敦煌壁画中就可以看出来，唐太宗就曾做《秦王破阵乐》；其后唐玄宗做了中国音乐舞蹈史上极其著名的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中国诗词中的很多词牌如《念奴娇》，《清平乐》等也大都是根据唐代乐曲定出来的；如《念奴娇》就是根据唐朝有名的歌手念奴而起； 意在赞美她的演艺。但是进人了宋朝后，则相对逐渐淡化了，但是也相当的繁荣，否则就不会有宋词的兴旺，元则有元曲，在中国文化史上诗词和乐曲是密不可分的。
“阴阳理而后和”。中国古代把社会，人心都纳入阴阳的范畴，社会要和，阴阳就必须和；人心要和，阴阳也必须和。汉文帝当政时，看到朝中大臣大多喝酒睡觉，不理政事，心中不快，遂问宰相周勃天下如何，周勃说没什么大事，又问监狱里有好多人犯，周勃回答不知道，再问去年国家粮食收成如何，税收如何，周勃顿时脸红，浑身冒汗，回答说不清楚，汉文帝有些生气了，质问周勃身为宰相居然不知如此重要的国家大事，周勃说自己是武丞相，主管军队和国防的，这些事应问文丞相陈平，汉文帝遂将刚才的问题又问了陈平一遍，陈平也依然答都不知道，汉文帝顿时火冒三丈，对这些身为国家高职的宰相，对国家重要之事居然一问三不知，陈平遂说：皇上所问的这些事情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粮食收成应问治粟内史，监狱有多少人犯应问廷尉。汉文帝责问陈平：那宰相还要来做什么呢？陈平回答到宰相自有宰相的职责，宰相是协助皇上协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司其职。
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政治最高的价值取向，治理的方法，它不在具体的某一事物上，作为国家领导人就不可能去管某一街道办事处的事情，而是要从大处着眼，要去调阴阳。理阴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观念，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等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用阴阳来进行判断，都可以用阴阳的理念来进行调理。所谓的理而后和也就是通过对阴阳的调理而使万事万物达到和谐的状态。政治和谐，也就是要政权上的和谐﹑政策的和谐﹑人事上的和谐﹑上下左右关系的和谐﹑内外的和谐，如果这些不和谐，政治就会发生危机。
怎样看待社会上各种层面和不和呢？中国古人就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就是三纲，文中就接着提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在社会上，在政治上，乃至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家庭，都是阴阳的范畴：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兄为阳，弟为阴；夫为阳，妇为阴；我为阳，他为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上非常重要的理念。前几天就有一位公司的老总提出了在公司中的一些困惑，对此我就给他点出“我为阳，他为阴”，他顿时明白了其中一些的关键，弄清了什么是宾主关系，明白了宾主的阴阳关系，从而知道了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如果不明白，处理事情就会出现偏差。君臣关系就是君要象君，作为一国之君，个个企业的领导，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自己的责任，要符合君之道，不能越轨，越轨则成昏君，就会亡国，亡家。
不要以为自己身处最高点就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可以看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君不象君，而导致国家灭亡的例子。臣要象臣，作为一个臣子，一个被领导的，也要明白自己的职权范围，自己的责任所在，而各安其位，这就是君君臣臣之道。孟子就对此提到“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指出了春秋战国时期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等的，并不向明清以来那种极端的君臣关系，那时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君臣之间可以相互选择。君臣要理而后和，就是君要象君，要守住为君之道，臣要象臣，要恪守为臣之道。依此类推，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也要各得其所，也要理而后和。最近几十年来，不管是机关还是企业，人事关系的处理都是很麻烦，说不清楚，道不明白，这就需要理而后和的工夫。夫妇之间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很多麻烦，离婚率年年攀高，如何处理也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重要课题。
“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万事万物只有各得其理，各安其位，才能够身处在和谐之中，有健全的社会机制，才会有盎然的生机，才会有强劲的活力。在面对人事关系的时候，面对上下左右的时候，有些人过于拘理，过于讲理，而有些人则不讲理，强横霸道，这都不好，要摆到恰到好处。中国是一个讲究关系学的大国，关系如何处理的合适耗费了人大部分的心力，如果能将这大部分的心力投入到该用的地方，中国的成就远不止于此，这也是中国的特色，即内耗，对此大家可能会深有同感。实际上这个麻烦就是因为理
题目： 《通书》第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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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务实第十四》：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小人则伪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忧。
务实应该是目前中国急待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务实，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是务虚。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实用主义论，要务实唯实，只有唯实才能解决很多问题。务实，唯实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的品性，是衡量一个人的人生观的重要标准。周惇颐在文中就提到：“实胜，善也；名胜，耻也”。在我们周围的人和事中，就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好名，不择手段的去弄名，所谓的名人也大都是实未至而名先到。实胜，一个人真正具有了这个实力，有了这个本钱，实实在在的去做事情，这就是善。正所谓只计耕耘不计收获，只计过程不计结果。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往往身处其中的时候，就破不开“名胜”这一关了。
作为我们龙江书院本身，就没有通过电视报刊等各种媒体去广为宣传，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目前“实”都还没有，又何以谈“名”呢？我们要先实实在在的做好龙江书院自身的事情，通过一段时间地运作，如果确实受到大家的喜爱，再去做相应的“名”上的事情。有些所谓的大师，通过各种媒体自我吹嘘，相互吹捧，相互包装，相互抬高各自的身价，但做出来的东西实在不敢叫人恭维，这些人着实令人反感，他们趁着有点小小的本钱，就大势宣扬，捞名捞利，不去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功夫，缺乏在仁义道德上的陶冶，以至于让人心的惰性占据了他们自身的心性思维。所以务实，才是善，没有实而有名，就是令人羞耻的，是一种耻辱，人还是应该要有荣誉感。作为我自身这么几十年来，一直都还是兢兢业业地进行学修，不敢去好名好利，若去好名的话，早就远不止于此了。但是我在一九七零年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抄》里读到周惇颐的《通书》时，就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