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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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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憲政體制的廢墟中,他的政治計畫顯得無用武之地。例如,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總統召集一九一三年選出的國會議員,孫逸仙不但不推動軍政統治,反而讓四十多個「中華革命黨」籍的國會代表前往北京接受議員席位。然而,孫逸仙卻無法協眨狞h員對某些立法議睿M行投票表決,亦無法阻止國會的其他黨員繼續延用「國民黨」的稱號。一九一七年,北京的國會再度遭到解散,孫抓緊良機,於廣州成立新政府,約一百名先前的國會議員跟隨孫南下,推舉孫為「大元帥」,從而賦予孫一定的合法基礎。
  一九一八年,孫逸仙被封建軍閥驅逐出廣州,他於是返回上海,在雅緻的法租界內過著舒適的半耄Ь由睢T诖耍瑢O逸仙致力於撰述民主政治及其問睿瑏K分析他認為發展中國憲政體制的政治與心理障礙。孫逸仙為了釐清政治組織,取消了「中華革命黨」的稱謂,重新恢復「國民黨」(當時許多忠盏狞h員並未離開),並於一九二○年訂定新的黨綱。孫逸仙省去奉孫本人為領袖的警約,以安撫那些反對「中華革命黨」的人士,取消不同等第的黨員資格與黨員資格條件的規定,且不再拘泥於訓政階段的形式,把軍政時期與訓政階段一併迹霊椪䥽业挠嫯嬛小H欢瑢O逸仙在私下依然相信這些原則的可行性。
  一九二○年代初,上海市是由各國租界所把持,外國人士將事業與家園聚集一地,受到治外法權的保障;其次是各個軍閥,他們通常擁有浙江或江蘇都督的官式頭銜,彼此相互競逐,爭奪上海的中國人地區與近兩百萬人口的控制權。上海已成龍蛇雜處之地,其迅速發展的新興工業、國際港口的熙來攘往,刺激了鴉片的大量販售與吸食,妓女猖獗,組織性犯罪四處橫行。法國人似乎頗適應上海的黑金政治,他們挑選中國流氓擔任法租界「探長」:主要工作就是把與上海勢力最龐大的犯罪集團「青幫」無關的黑幫分子排除在上海之外。青幫人士暗地裡與孫逸仙往來密切,但刻意保持低眨@纾Y介石在未追隨孫逸仙赴日的那段日子裡,就曾經混跡於上海的邊緣社會,與青幫分子熟稔,並時有往來,並在英租界警察局的檔案中留下紀錄。蔣介石與杜月笙交往熱絡,杜靠走私鴉片而崛起於上海,一躍成為這座國際殖民都市中最重要的幫派頭子之一。當孫逸仙試圖通過新近成立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Shanghai Stock and modity Exchange)籌措革命經費時,正是蔣介石擔任了孫逸仙與地方財團之問的媒介,而這些地方財團、黑道勢力往往與軍閥強人的關係眩s。
  孫逸仙在上海的地位微不足道,他在中國政治上的作用仍是耄Щ薏磺濉H欢诙鄶底h睿希瑢O逸仙都扮演慷慨陳辭批判時局的角色。例如,一九一七年,孫逸仙反對張動復辟,抗議中國對德宣戰。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進行中,孫逸仙大聲疾呼捍衛中國權益。同時藉由創辦《建設》( Construction)雜誌,試圖使改組後的國民黨插足中國新興政論雜誌之林。
  《建設》雜誌於一九一九年八月發行,孫逸仙在發刊詞裡重拾早年的批判火力,宣稱武昌起義是世所罕見最文明的革命,然而軍閥的倒行逆施、官僚的朋比分肥、人民對建國手段的無知,使這場革命的價值喪失殆盡。孫逸仙總結,今後應「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裕澹
  當年熱忱的青年孫逸仙為求中國的富強而上書李鴻章,表明願為清廷效力的心意,但終究為李所漠視,如今二十五載歲月忽焉已逝。縱然措辭勇氣十足,但孫逸仙顯然已體認,現今國家衰頹的程度是有清以來所僅見,而重回統一富強之道更是舉步維艱。但孫逸仙的頑強不屈以及樂觀豁達使他從不輕言放棄,而他堅韌的人格特伲嗍顾A得眾多支持者,俾以壯大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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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便成了路」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警聲

  袁世凱統治下領導權威的支離破碎,民國肇建的重挫,巴黎和會上列強的背叛,凡此皆加深了清末以來潛耄г谥袊藘刃纳钐幍膽n懀В褐袊鴮⒈还戏郑核那甑挠凭脷v史日薄西山,就要被撕裂。同時,西方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被用來分析中國的困境;即使社會達爾文主義僅能帶給中國思想家些許慰藉,然而,其理念卻把一些方法論帶入論辯之中。
  一八九五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源始》(Origin of Species)一書首次於英國出版,書中達爾文以「演化論」(evolutionary theory)概念解釋物競天擇的過程如何決定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達爾文乘坐「小獵犬號」(Beagle)航行於佛得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智利、加拉巴哥斯群島(Galapagos Islands)、紐西蘭、澳大利亞諸地,通過廣泛觀察研究,達爾文了解到在求生存、不斷鬥爭以奪取有限資源的過程中,適應良好的有機體才是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同時,在適應過程中,不適者逐漸被淘汰。進而通過遺傳法則,持續或強化物種的適應能力。
  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對達爾文的理論進行創造性的詮釋。在一八七三年出版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ies of Sociology)中,斯賓塞將達爾文的理論應用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他在一八六四年創造了「最適者生存」(survival of fittest)一詞,他認為這個原則同時主宰了社會與生物的演化。斯賓塞指出,人類社會的演進是由「同伲浴梗╤omogeneous)過渡到「異伲浴梗╤eterogeneous),最後逐漸邁入「個性化」(individuation)階段。社會可進一步區份為「軍事社會」(military society)與「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前者係以武力換取合作;後者則是因認識到個體意識而使自我意志的自發行為抬頭。斯賓塞的理論被科學家赫胥黎重新詮釋、論證,一八九三年赫氏將研究心得呈現在《演化論與倫理學》一書中。嚴復於滿清「自強邉印箷r期入福州船政學堂,後負岌英倫,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讀畢《演化論與倫理學》一書,一八九六年將該書翻譯成中文,並增添自己的評述與詮釋,重新更名為《天演論》。或者也是因為嚴復在這本書中強眨鶝'有的民族主義精神,而使此書在清末民初的知識社群中掀起波濤巨浪。
  嚴復在譯作中流露出以下的看法:斯賓塞的社會學不僅是分析性與描述性的著作,同時也是一帖「藥方」,可供作為改造社會、凝聚社會的手段。嚴復總結達爾文的思想如下:
  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裕б唬 
  嚴復繼續論道,斯賓塞「宗天演之術,以闡人倫治化之事。」其他晚清時代的思想家一眼就看出這些觀念的重要性。宣揚維新邉拥牧簡⒊瑵M懷希望,聲稱演化論「可以使其種日進於善」。梁啟超同樣注意到,遺傳與教育如何對個人的思想、知識、體格,與習慣產生影響,以及中國人如何強種以奮存:「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裕Ф
  社會達爾文主義勢必引導中國人探索種族與種族力量的問睿S多人也將這種西方理論與十七世紀反清的民族主義者如王夫之的思想結合在一起。這些作家思索,中國人是否具備與生俱來的本伲热粲械脑挘质庆逗螘r發展出來的?假如中國人是黃帝的苗裔,那麼繁衍中國人的先祖是從何處遷徙至中國?他們過去適應環境的那段歷史,是否迄至受滿人與列強野蠻力量的窒礙後才趨於緩慢遲滯?除非民族能發展出新的力量,否則中國注定要亡種,中國的希望寄託在以意志的力量來完成這項工作。一位知識份子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前夕寫道:「國有魂則長存,國無魂則恆亡。然國魂立基於何處?在國學。」(裕
  然而有些人在可能導向反動路線的「國學」研究中看見危險,而主張迻譯外國文學作品似乎較能提供成形的中國意識良機,以對抗艱苦的奮鬥,這正是魯迅放棄在日本修習醫學,轉而從事小說、詩歌翻譯工作(尤其是俄國、枺鼩W、德國作品)的目標。魯迅希望喚醒讀者「超人的意志力」,俟「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裕模┑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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