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1-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解读北京的城市文化-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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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People、转变 Change消失的天桥成功与不成功的艺人
小时候家住西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从和平门一带搬到这里居住仿佛下乡一样。学校也转到城隍庙街小学，从城隍庙街再往东走就是“四面钟”（现已经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谊医院南面），过了四面钟就进了天桥的范围了。自50年代以来天桥市场核心只是东、西两个市场了。西面是“三角市场”，东面就是1949年以前所说的“公平市场”，现在天乐剧场的北面一带。四面钟距离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场还有一里左右，过了四面钟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摊和其他小摊，使这个本来荒野之地有了市场的氛围。 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天桥是我们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小孩到了天桥主要是吃、玩二字。这里的“吃”和“玩”都比其他地方便宜得多。比如天桥最高档的食品是炸黄花鱼，卖这道食品的大多是小饭馆，半斤多的黄花鱼，裹上面糊，炸得焦黄，刚出锅的，你要买的话，再从铮光瓦亮的大铜锅中拼一勺卤给你浇在刚出锅的鱼上，发出滋滋的响声和香气，这只要一千元（币制改革后的一毛钱）。至于穷人和小孩子爱吃而又易于填饱肚子的炸油箅子（类似油饼，但它是由香油炸的，比油饼大而且厚，卖的时候，切开按分量卖），一斤两千四百元，一个人绝对吃不了一斤。听玩艺儿也便宜（老北京把一切演出都称之为“玩艺儿”），露天演出可以不给钱，特别是小孩，即使给钱一场下来，不过给一二百元（一二分钱）而已。如果要给五百元或一千元，艺人就要向你特别致谢。像我这样的小孩往往是在场子外一站，看艺人演出，一分不花。有一次，在一个场子听相声，听完一场，给钱的不多，恰巧我衣兜有二百元，就扔到艺人打钱的小笸箩里。艺人很高兴，非要把我让进场子里，坐在板凳上。我很尴尬，因为从来我都是站在场子外看的。 天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拉洋片的筱金牙、唱西河大鼓的刘田利、说评书的赵某、砸石头的老者和东西两个市场中的相声场子。他们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都使我难忘。“洋片”又称“西洋镜”，人们坐在镜箱的凸透镜前看被放大的图片；艺人站在镜箱的左上方演唱，介绍画片的内容。乐器只有一个扁鼓、一个小锣，一副镲，敲打鼓和锣的小锤与另一面镲都被一根绳索操纵着，艺人拉动这根绳索，三件乐器都有节奏地响了起来。我没有看过筱金牙的“洋片”，但常听他的唱，他演唱时面部的滑稽表情使我历五十年而不忘。筱金牙当时四五十岁，光头，面部团团，一副无锡大阿福的长相。夏天是一身白纺绸的中式裤褂，显得干净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个凳子，但却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踌躇满志，微笑着接待每一个看洋片的和听他演唱的人，没有一点寒酸气。不管是谁，只要你在这里驻足片刻，你就会感到筱金牙对你报以的微笑，这个笑容是永远的，不论你什么时候来，不论他的生意好、还是不好。他没有某些天桥艺人的污言秽语和损人挖苦人（这套语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艺术”）那一套。他唱的调子类似莲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个“嗨——”的拖腔。每当唱到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皱纹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小摺集中的核心，然后这些皱纹慢慢地舒展开来，展现出一副孩子般滑稽的笑容，并露出亮晃晃的两颗金牙。不知道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我眼中，筱金牙是天桥的成功的艺人。 说评书的赵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艺人。他并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许多方面他与筱金牙一样。他同样干净利落，同样谦虚敬业，同样没有污言秽语；他的不成功可能与他不是行内人有关。天桥的黄金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而这位赵某只能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以前开书营业。暑假某天上午，在天桥赵某说书的场子，赵正在码板凳、扫地，为开书作准备，人们也慢慢聚拢来。他开始说《永庆升平》了，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那一段，说完后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场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表演，平均二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人 People、转变 Change北井胡同忆往
前些年九月里的一天，坐车路过南池子，北井胡同正在一瞥间，却是已成一片瓦砾，不免心里一震。早就听说南池子要大拆，没想到这么快真的就拆了。 1958年从福州到北京，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在南池子北井胡同。南池子在天安门旁边，明朝的时候，这块地方大部分是内南城；清朝，为内务府所属机关。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古迹，当然是明清两代保存皇家档案的皇史。北井胡同却是名不见经传。南池子大街偏南的一段还有个南井胡同，好像比它名气稍稍大一点，大约南井胡同里的那口井，井水是甜的，而北井胡同里的井，井水是苦的。 北井胡同窄而短，用北京话说，是条死胡同，所以胡同口的牌子上写明“此巷不通行”。南池子大街上这样的胡同不止一条，箭厂胡同、冯家胡同，都是。胡同里一共住着七家，独门独院的只有两家，其一是二号，其一是六号。二号是个两进的四合院，据说主人是资本家，当时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家里有一辆摩托车。三号院里住着两户，记得都是工程师。虽然不是很正规的四合院，但四面的房子齐齐整整，院子里两个花池，也总是收拾得很有样子。五号是个大杂院，住在院子里的几家，家境都不大好。其中一家的女主人，是街道居委会主任。我家住六号。小小的院子里，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边一间小板房堆杂物，南屋做厨房，旁边是一间只有一个蹲坑的小厕所，化粪池开在院子里，满了，要请掏粪工背着粪桶拿着粪勺来掏。北屋和西屋之间还有个夹屋，便是我的卧室。院子的东北角，是一棵两搂多粗的大槐树，夏秋时节，槐荫匝地，把院子遮蔽得严严实实，槐花开起来，清香缕缕。槐树霸占了几乎所有的阳光和养分，北房前边原有一方小花池，也曾种过不少花草，可细细瘦瘦总是长不旺。只好养几盆文竹，绣球，秋海棠，常年放在北屋的窗台上。 外婆十六岁结婚，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公园遛早，戏园子听戏，打毛线，看小说，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山公园（社稷坛），文化宫（太庙），是天天去的地方。文化宫的东门，就开在南池子大街，走去很方便，门票三分钱。从文化宫的西门穿出去，是午门，中山公园即在午门西，门票五分钱。公园里的唐花坞，鲜花四时不败。唐花坞外的藤萝架，春夏秋三季，都是清幽的坐处，看书，打毛线，无不合宜。藤萝架不远，便是有名的来今雨轩。来今雨轩常年卖着冬菜包和豆沙包，那是留在我童年记忆里的美食之一。 南池子离王府井不算远，但徒步来去也还不是很轻松，所以多半是回来的时候坐三轮车，记得车钱很固定的是两毛五。东安市场的北门有个清真小吃店叫丰盛公，里面卖奶油炸糕，酥脆的皮儿，绵软的芯子；再来一碗杏仁豆腐，清凉爽口。丰盛公往里，便是吉祥戏院，吉祥戏院看戏，一个月大概不少于三次。外婆喜欢的是青衣戏，悲戏，苦戏。印象深刻的一出，是《生死恨》。女主人公苦了一生，却在幸福即将到来的时候死了。整出戏，唱腔特别多，幽咽凄婉，催人泪下。每唱到精彩处，人们都要为它幽咽凄婉得好而鼓掌。每月十五号，是外公发薪水的日子，第二天一家三口必定要去吃西餐。最常去的是文化餐厅。出胡同口往南拐，走到南湾子，穿进去，出来就是南河沿。文化餐厅坐落在街西。餐厅是长方形的，宽敞，洁净，人很少。常点的菜是土豆沙拉，炸猪排，奶油鸡茸汤。 南池子在天子脚下，每年国庆日街上都要过游行队伍，穿着各式艳的服装。高兴的话，可以坐在胡同口，从早上看到中午。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放礼花，运气好，说不定还会有降落伞飘到院子里。 虽然地处中心，有四达之便，但南池子从来是安安静静。夏日里，街道两旁的大槐树绿荫交午，总有着特别的清凉。早点摊，副食店，菜站，小酒铺，不多，却正好敷用。静悄悄的胡同，静悄悄的街道，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紧贴着皇城才特有的气象。 北井胡同的第一次消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南池子大街改称葵花向阳路。胡同本来是大街中大大小小的凹曲，门牌号码，大街、胡同，各成系统，这一回都被抻直，用门牌号把大街和胡同统一起来，北井胡同六号，便成了葵花向阳路一五八号。 外婆是湖北黄陂人，父亲名叫金永炎，曾为黎元洪幕僚，还做过短短几天的陆军次长。短寿，四十七岁就死了，老家的田产分在子女名下。外婆早早嫁人，田产放弃，土改划成分，本没把她算在内，“文革”一起，却成了漏网地主，抄家之后，勒令返回原籍。外婆不露声色吞下安眠药，从容而去。很快，不知从哪儿迁来一户工人成分的五口之家，超负荷的小院从此再没有往日的恬静和安宁。二号院也抄了家，主人被驱逐出去，院子里一下子住进了四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