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53-苏醒将医学探索转化成文字黄金的著作-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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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最感谢的就是纽约芒特卡梅尔医院里那些病人，他们都很出色，我这本书里所涉及的都是他们的故事，而《苏醒》一书最初也是献给他们的。
现在，要我在1/4个世纪之后再来回想起所有在芒特卡梅尔医院中与我们的病人有关的人，那些或直接或间接地为《苏醒》一书的完成出力的人，这非常困难。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里的护士——埃伦·科斯特洛、埃莉诺·盖纳、贾尼斯·格雷和梅拉妮·埃普斯；还记得那些医生——瓦尔特·施瓦茨、查尔斯·梅瑟洛夫、杰克·索贝尔和弗洛拉·塔巴德；还记得我们的语言临床医学家——玛吉·科尔·英格利斯：在我们的患者被唤醒那极其关键的3年里，她一直是我最亲密的助手；还记得我们的脑电图仪技术员克里斯·卡罗兰，他和我合写了《苏醒的电学基础》；还记得我们的药剂师鲍勃·马尔塔，他常常花上数小时制作左旋多巴胶囊，被多巴胺粉尘包围着；还记得那些忘我的职员和物理疗法学家。在这里，我要把音乐治疗师单列出来——在病人苏醒的初期是基蒂·斯泰尔斯，之后是康妮·托玛伊诺——我和她们的关系最密切，因为音乐是对我们的患者最有影响的非药物疗法。
我要特别感谢高地医院里我的英国同事，他们让我接触到一群特殊的患者：这些患者和我们芒特卡梅尔医院里的那些患者极其相似，但又有很大的区别。我必须特别感谢杰拉尔德·斯特恩和唐纳德·卡恩的友好协助，他们在1969年曾帮我“唤醒”这些病人；詹姆士·沙克和罗德温·杰克逊从1945年以来就一直在照顾这些病人；伯纳德·汤普森——一名多年以来陪伴着这些患者的护士；最要感谢的是詹姆斯·珀登·马丁，他认识这些（和其他）后脑炎患者已经60多年了。1969年他特别来参观了芒特卡梅尔医院，来看看第一批患者的“苏醒”，此后他成为了一个父亲般的角色和一名领路人。
还有数不清的同事和朋友一直在帮助我和《苏醒》一书：D。P。德保拉、罗杰·迪瓦森、斯担利·法恩（还有基础神经中枢协会）、伊兰·戈兰尼、叶尔霍伦·戈德堡、马克·霍莫诺夫、威廉·兰斯顿、安德鲁·李斯、马热丽·马克、乔纳森·米勒、H·奈良林、伊莎贝尔·拉潘、罗伯特·罗德曼、伊沙瑞尔·罗森菲尔德、谢尔登·罗斯、理查德·肖、鲍勃·沃瑟曼。在这些人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乔纳森·米勒，他保存了1969年原稿的复印本。我把原稿弄坏了的时候，是他将这个复印本交给了科林·海克拉夫特——我的初稿编辑和发行人（科林后来制作了一部优秀的BBC电影《伊万》，反映了伊万·沃恩的生活）；埃里克·科恩帮我校订了1976年版《苏醒》；劳伦斯·韦施勒认识在芒特卡梅尔医院的许多后脑炎患者，10年以来他集中而全面地和我讨论《苏醒》一书；还有拉尔夫·西格尔，他现在正和我一起致力于混沌理论和“苏醒”的研究。
我还必须为那些本人就是病人的同事留出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们了解帕金森的世界并能把它描绘出来；由于身处其中，他们的话是最有权威的。这些人包括伊万·沃恩、西德尼·多罗丝和塞西尔·托代斯（他们都记述了自己身患帕金森病的经历）；还有埃德·魏因贝格，他在很多方面都为我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见解和意见。许多身患妥瑞症的病人都帮我了解他们自己的情况，他们的情况与运动机能亢进性脑炎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后，还有我自己的后脑炎患者——莉莲·泰伊——我认识她已经20多年了：在记录片《苏醒》当中，莉莲是位中心人物，而她也是在制作故事片《苏醒》时的灵感来源之一。
在剧本《苏醒》各个版本的创作、制作和表演中凝聚了很多人创造性的才能：首先，约克郡电视台的邓肯·达拉斯在1973年制作了美丽的记录片《苏醒》，其中包括有我在《苏醒》一书中写到过的很多令人难忘的病人形象和事情，我希望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看看这部片子；还有哈罗德·品特，1982年他给我送来了一个特别好的剧本（《一种阿拉斯加》），创作灵感来自《苏醒》，同年10月该剧首次在英格兰国家剧院上演；约翰·里夫斯1987年为加拿大广播公司将《苏醒》改编成了一篇感人的广播稿；小岩石城的阿诺尔德·阿普里，他是1987年芝加哥舞台剧《苏醒》的总策划人；卡梅尔·罗斯制作了《苏醒》的声频版本；还有故事片《苏醒》的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制片人瓦尔特·帕克斯和拉里·拉斯克，编剧史蒂夫·扎伊莲，导演彭妮·马歇尔，当然还有那些优秀的演员罗伯特·德尼罗和罗宾·威廉斯。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代理人苏珊·格卢克，以及《苏醒》一书的所有编辑，是他们在过去的17年中一直指导着这本书的多次修订：科林·海克拉夫特、肯·麦考密克、朱利亚·韦拉科特、安妮·弗雷德古德、迈克·佩蒂、比尔·怀特罗德、吉姆·西尔贝曼、里克·科特和凯特·埃德加。虽然把其中某些人的名字单列出来会有点不公平，但我必须把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的名字单列出来：伦敦达克沃斯（Duchworth）出版社的科林·海克拉夫特，他一直对我和苏格拉底的启发式问答法很有信心，同意在1973年出版了第一版《苏醒》；凯特·埃德加，她协助了目前这个新的非常详细的版本的出版。
在第二版里面我提到了2个要特别感谢的人——W·H·奥登和A·R·卢里亚，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和“唤醒我的人”。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但满怀着感激和热爱，我谨以《苏醒》一书纪念他们2个人。
引子第一版序
本书的主旨是叙述一些身处特殊状况下的病人的生活经历和反应——及其对医学和科学的意义。这些病人是50年前的严重昏睡流行病（昏睡性脑炎）中幸存的少数人，而他们的反应则是由于服用了一种全新的“苏醒”药（左旋多巴，即L…DOPA）而产生的。本书以详细的个案病历或传记的形式记录了这些病人在整个医学史中都没有真正先例的生活经历和反应。它们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这些病历之前的介绍文字叙述了他们所患疾病的性质，第一次患病之后其生活经历的类型，以及服用这种药后生活的改变。这样的题材可能听起来非常专业，感兴趣的人很少，但我相信绝非如此。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力图揭示这一题材所具有的一些深远意义。它们涉及到了有关医疗、疾病、痛苦、关怀和人的一般状况等最普遍的问题。
写这样的一本书——写仍然在世的人——有一个困难的，或许是无法克服的问题，就是在记述详细信息的同时又不玷污专业和个人的信任。我必须更改我的病人的姓名，他们就医医院的地址，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信息。不过，我尽量保留了重要和基本的信息——病人真实和完整的全貌，对他们生活的“感觉”，他们的性格，病症，他们的反应——他们所处的不同状态的基本性质。
这本书的基本风格——叙述和思考的变换，大量的形象和比喻，评论，重复，旁白和脚注——是我围绕本书的主题而自然形成的。我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体系，或者将病人当做一个体系，而是描画一个世界，一个充满多样性的世界——这些病人所生存的世界的情景。而这种描述要求的不是静止和系统化的表述，而是积极地探索形象和景象，不断地跳跃，在想像中运动。我所遇到的文体（和认识论的）问题正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探索》的前言中谈到通过形象和“评论”来描画景象（思考的景象）时所说的：
……这当然与研究的性质有关。是它使我们的思想在广阔的田野上迂回曲折地前行。本书中的……评论实际上是在这一漫长和亲历的旅程中对景象的一系列素描。同样或几乎同样的看法都是从不同的方向得出的，并且画出新的素描……所以，这本书其实只是一本相册。
贯穿本书始终的是一个纯粹哲学的主题——只从机械或化学的角度来看待疾病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生物或纯哲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组织和设计的角度来思考。在我的第一本书《偏头痛》中，我提到了这样的双重思考方式，而在本书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种观点远谈不上是新观点——古典医学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相比之下，今日的医学所强调的几乎全部是技术或机械。它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但也造成了思想的退步，使我们不能正确地关注病人的全部需求和感情。本书的目的是想重新建立和恢复这种哲学上的思辨。
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尽管想法和意图都很简单明了，写起来却出乎意料地难。但是，如果道路不明确，如果道路是被禁止的，就不可能直行。你尽力获得正确的角度，焦距和口气——然后不知不觉中又得而复失。你必须不断地找回它们，坚持正确的感觉。这些问题是对我的挑战，也是我的读者必须挑战的问题。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普遍理论》一书的前言中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
对作者来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一次奋力摆脱的漫长过程。而且，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如果作者的挑战能够成功的话，阅读本书也是如此，是奋力从习惯性思维和表达方式摆脱出来的过程。我在这里费尽全力想要表达的观念极为简单，所以应该很明确。困难不在于新的观念，而在于摆脱旧的观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旧的观念盘根错节，占据了我们头脑的每一个角落。
习惯的力量和对变革的抵制在所有思维领域中都很强大——而在医学领域中，在研究我们的存在中最复杂的痛苦和紊乱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我们不得不仔细审视自身最隐蔽、最黑暗和最可怕的那部分，我们全都尽力否认或视而不见的那部分。最难把握或表述的思想就是触及到这一禁区，重新唤醒我们最强的否定和我们最基本的直觉。
纽约
1973年2月
引子1990年版序
《苏醒》自1973年第一版以来已再版和改版了若干次。它历经了各种各样的增补，删节，改写和其他的改动，使一些传记作家和读者有时感到较为混乱。下面的出版简史可以有助于了解当前这一版本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苏醒》第一版由英国的达克沃思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美国版由双日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这一版本包括了少量的增补：增加了十几条脚注、一篇关于罗兰多；P（英国办交付印刷时去世）的后续报道。
1976年，英国的企鹅出版社和美国的兰登书屋出版了平装本。该版本增加了大量的脚注，其中几条篇幅较长，长度和形式类似完整的论文，累计约占整本书的三分之一篇幅。（这些增补是我在1974年秋被迫卧床那段时间写的——那时我自己也是一个病人——即《单腿站立》一书所描写的那段时期。）
1982年，英国的帕恩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美国则由达顿出版社于次年出版。我以结语的方式在书中增加了所有病人的详细后续报道（那时，我已见了近200位后脑炎综合征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