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0-未死的沙威 著名作家梁晓声最新随笔新作-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得有一次我被邀请凑一顿饭局，聚坐一起的人身份较杂。自然，算我在内，也有二三“文化知识分子”。我之所以要将“文化知识分子”六字括上引号，真的是因为岁数越大，越不敢以“文化知识分子”自诩了。而另两位是某出版社年轻的编辑，分明是更无自诩企图的。东道主代为介绍时，称他们是“这两位年轻的文化人”。
座中遂有一人冷冷地问：“什么文化？文化又是什么？”
两位年轻人一怔，都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只不过是搞出版的，并从包中取出两部书，双手奉送。
不料对方无动于衷，冷冷地又说：“我只读一本书。一个人一生只读一本书就够了。再读第二本，完全是浪费生命。”
两位年轻的编辑，各拿着一本书，怔怔地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就接过了他们的书，见是两本关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分析的书，忍不住问：“那么先生只读的那一本，究竟是什么书呢？”
答曰：“《时间简史》。”
众人皆失语。
那人又庄严道：“一本伟大的书，才值得人读它。”
我本想说霍金•；斯肯定不只读一本书，而英国的老女王也是爱看克利斯蒂的侦探小说的，恐气氛更加不和谐，忍住了没说。
饭吃到一半，方知那人是一位什么处长。我觉得，他更愿意我们将他看成一位官员。我与两位年轻的编辑以前并不认识，何以一个人对我们三个与书有职业关系的人那么不友好？我困惑。
另有一次，又在某种场合遭遇了一位只读“伟大”的书的人。
而另一本，不，应该说另一套“伟大”的书是《资治通鉴》。
而另一位只读“伟大”的书的人物对我等庸常之辈说：“我读了三遍，目前在读第四遍。读过三遍《资治通鉴》以后，顿觉天下已无书。”
且随口背出《资治通鉴》的某几段，问：“你们知道是第几卷中的话吗？”
我等噤若寒蝉，因为谁也没有将《资治通鉴》通读过一遍。
片刻后，对方匆匆告辞而去，被小车接走了。
这才有人缓过神来似的说：“他到歌厅去了。”
“接着还要到洗浴中心去。”
“还每次都招小姐！”
“庸常之辈”们七言八语。
于是我知道——也是一位处长！
此后，我在不同的场合，有幸又见到过几位只读“伟大”的书的人物。与《世界通志》相比，《追忆似水年华》就太是一般之书了。
生活中自然各式各样的人都是有的，但只读而且只读一本或一部“伟大”的书的人物们，无一例外是处长、副处长，于是引起了我思考的兴趣。
我从没碰到过一位科长或一般公务员会是他们那样的。我也从没碰到过一位副局长、局长、部长级干部会是他们那样的。
为什么偏偏是男性的处长副处长们才像他们那么高傲地“声明”自己
和书籍的那么一种居高临下的关系呢？
我以为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是有一定关系的。他们只不过是些初尝权力滋味的人。他们和权力的关系也只不过是吏和权力的关系。而我们都知道的，吏往往比官更善于借助权力来寻欢作乐。因为吏出入于寻欢作乐之场所，不至于像官那么引人注意。现而今，寻欢作乐的场所多多，只要吏热衷于那一类享受，那么几乎天天有人请他陪他去享受。他哪儿还有时间和
精力与书发生亲密的关系呢？但既为吏，既自视为官，不看几本书，那是会在文化修养方面遭到耻笑的。所以就只得以“伟大”的书来当成招牌或盾牌。而我们又知道的，久持盾牌之人，其心理就会渐渐形成近乎本能的防范倾向。一旦见着和书关系密切的人，就条件反射，以为人家持有书化作的“矛”，伺机伤害他。这当然是一种疑心病。但明明不爱读书，又偏
偏要装出只读最伟大的书的样子，偏偏还希望别人像尊敬一位最伟大的读者那般尊敬他，不疑心岂不是怪事了吗？而敌视，每自猜疑生。
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前几天，有熟人在电话中问我：“还记得读了三遍《资治通鉴》那位吗？”
我说：“记得，印象很深。”
“他被逮起来了。被他牵连的还有他们处里好几个人。一干人等到郊区去嫖娼，听说有一个还是刚分配到他手下不久的大学生，小青年后悔得都没脸活了……”
唉，我无话可说。
中国的庞大的吏群体中，究竟能有多少是喜欢读书的男人？完全是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吗？八小时以外，他们通常又是怎么支配时间的呢？
倘作一项结果真实的统计，我们是有理由欣慰呢，还是相反？
七、这第七种人和书的关系则较为亲密，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亲密，并基本上是女性。她们被称作“小资一族”。在中国，此族人数越来越多。有80年代出生的“小资”，也有70年代出生的“小资”。在中国，60年代50年代出生而又有资格被称作“小资”的女性，实在是不多的。以上两个年代出生的她们，是不太容易在反情调的现实生活中“小资”起来
的。40年代以前出生的极少一部分中国女性，也曾是很“小资”的，但那正是后来的年代要坚决地对她们进行“改造”的理由。
在中国，70年代出生的“小资”与80年代出生的“小资”有很大不同。前者与书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和书的继承关系，而后者则更热衷于声像文化，并都有些这两方面的追星倾向。又，前者是“小资”的同时，几乎皆是中国最早的一代“白领女性”。她们当年较高的学历和较高的收入，使她们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白领”，所以她们当年都对自己的生活颇为知足。寡忧者读，多愁者歌，这是符合人性规律的。虽然，歌星们并没那么多愁，但其歌，对人确有解闷消愁的作用。近十年中国各城市攀涨的房价，基本上粉碎了80年代出生的小女子们的“白领梦”，所以她们已无好心情读书。物质诱惑强大，心理压力多多，人在此种情况之下疏远书籍，转而向声像文化寻求抚慰和同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故同是“小资”女性，如果正单身的话，70年代出生的她们居室中必有书架与书，而80年代出生的她们，其住处已难得见到书架。纵有，其上摆的也往往是影碟或歌碟，或芭比娃娃，或所喜欢的工艺品什么的。今天，即使在大学里，即使是中文学子，真正喜欢读书的女生，那也是少而又少了。普遍的她们，宁肯与电脑保持亲密的关系。
故我对仍继承着人类阅读习惯的所谓“小资”女性，一向敬意有加。
“小资”女性们所喜读的，往往也是很“小资”的书或刊。中国取悦于她们的阅读兴趣的书刊是越来越多了。那类书刊的内容可用八个字来概括——润甜、糯软、感伤、时尚。
我笔下产生的作品显然是不合她们的阅读兴趣的。但这也从未减少过我对她们的敬意。在我看来，置身于浮躁若此的时代，她们居然还能情愿地继承着人类的阅读习惯，实在已属可爱。倘连她们也不读书了，那么中国出版的末日真的快到了。何况，她们一般是不读不好的书的。偶读，也知其不好。在读书方面，她们一向是较有品味的。在一本渲染性淫的书
和《海蒂性报告》之间，她们大抵选择的是后者，且并不东掖西藏的，就那么明面地摆在她们的书架上。她们只不过是不太喜欢读愤世嫉俗一类的书罢了。因为她们自身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是既糯且软的。我认为，这是她们的一种明智的人生哲学。以时尚为纽带，她们宁愿与现实社会和平共处。而我又认真对待，社会因此应该感谢她们。
举例来说，《伤逝》中的子君，当然也是一位喜欢读书的女子。鲁迅塑造了她，而我们以子君的性情来推测，大约她是不怎么读鲁迅那一种投枪或匕首式的杂文的吧？若竟喜欢，是子君么？
子君是多少有那么点“小资”的，是想要在当时彻底成为“小资”而终究没有成为的一个。连鲁迅先生自己，也特别仁爱地引导她读《娜拉出走》，而非他那酸碱性极强的《狂人日记》或《药》。
又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她之所以可爱还因为她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女孩。而读书时的冬妮娅最为迷人。这不但是保尔的感觉，也是我们读者的感觉。而冬妮娅所喜欢读的书，依保尔看来，恐怕也是很“小资”的吧？但是连保尔也从未要求冬妮娅须得和他读同一类书。起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没有这种情节。
“小资”一词源于18世纪初叶的欧洲。那时的“小资”女性们也是追求时尚的。在种种的时尚追求中，读书是她们不可缺少的一种追求。可以这么说，全人类女性的普遍的阅读习惯，乃是由那时的“小资”女性们所影响所带动的。
女性者，人类一部分也。在人类和书的亲密关系中，“小资”女性所起的继承作用功不可没。
在中国，在今天，她们和书的关系，简直还可以说是有些难能可贵呢。
阅读是女人最优美恬静的姿态之一。
中国人应对她们仁爱一些，不可一味嘲讽她们仅喜欢读她们所偏好的书。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论人和书的十种关系（5）
八、第八种人和书的关系，好比一结至终生的婚姻。且无怨无悔，心无旁鹜，深情又专一。
他们与书的“婚姻”，仿佛是天定的。他们是些文化学者、教授或职业批评家。我此处用“批评”一词，所取乃其原本的中性含意，事实上，现而今在全世界职业的批评家已经很少很少了。批评大抵已是兼而为之的事。相对于文化现象，尤其是在网络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今，批评已是人人都乐于显示的权力，而且是行使起来易如反掌得心应手之事。当代人类与
以往年代的人类之大不同的一点是，几乎个个都在文化的“改造”之下，具有着或隐或显的“艺术家人格”。此种人格的可爱之点就是，倘若无法证明自己确有艺术的天分，那么绝不会再放弃了证明自己确有艺术批评的天分的任何或曰一切机会。但批评的自由是一回事，批评家的水平是另外一回事。一位深负众望的文化的或文学的批评家，大抵同时又是学者或教
授。中外皆然。
在从前，在西方，学者和研究者是有着界定的区分的。研究者通常只着力钻研于某一方面，直到达到精深，于是成为专家。而学者，则往往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他必须在文化学社会学的多方面，都具有够水准甚至高水准的知识。故在自然科学界，其严格的职称中是没有什么学者一说的。学者是只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人，而且那也是在从前，比如马
克思，我们今天之人也可视其为杰出的学者。培根、罗素，都是杰出的甚或可以说是天才的学者型人。丰子凯是画家，还是散文家，同时，也当得起是一位学者。他在音乐、美术、宗教、戏剧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