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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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在江西举办纪念周德清的学术研讨会，1991年在武汉举办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等，论文均选编成集。学会还办了内部刊物《音韵学研究通讯》，以刊登各种信息、介绍海外动态为主，也登载一些译作。
3与海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日见频繁
近年海外的音韵学研究也有可观成绩，特别是台湾地区的音韵学界，在经过前二十多年的孕育之后，出现了异常蓬勃活跃之势。1982年台湾成立了声韵学会，每年举办一次会议。培养的音韵学专业博士已有二十多人。陈新雄、竺家宁等是当前的学术带头人，该地区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比前二十八年高出好几倍。日本的平山久雄、尾崎雄二郎、古屋昭弘、花登正宏等，美国的柯蔚南、白一平等，都有所建树。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音韵学界也得到较多的机会跟海外同行交流。既了解“文革”期间及其前段海外学者的学术成果，也随时了解当前的动态，这对国内的学术发展大有好处。交流的方式，一是“走出去”，到海外访问、学习；二是“请进来”，邀请海外学者到国内讲学；三是“会上谈”，开学术研讨会时互相邀请，在会上宣讲论文，交流看法，国内学者去参加海外会议和邀请海外学者来参加国内会议的次数都不少。
二十年来还翻译或翻印了一些海外学者的音韵学论文和专著出版。影响较大的译著有高本汉的《中上古汉语音韵学纲要》（聂鸿音译）、张琨的《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张贤豹译）、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陈重业等译，唐作藩、胡双宝编）、薛凤生的《中原音韵的音位系统》（鲁国尧、侍建国释译）、包拟古的《原始汉语和汉藏语》（潘悟云、冯蒸翻译），翻印书有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等。
4研究方法进一步改进，材料更加拓宽
亲属语言的比较方法得到更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上古音的研究当中，许多学者充分利用了当前汉藏语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以前的古音构拟，提出了不少新鲜见解。同时又把研究范围推进到远古汉语和原始汉语阶段。汉藏语系的专家也十分关注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语的研究，出现了两个领域密切合作和渗透的趋势。
方音史的研究也别开生面。六十年代以前有少量的古代方音研究，但没有形成气候。进入八十年代，方音史的研究格外受到重视，一方面注重对于文献的古音材料从方言的角度上加以区别辨识，另一方面是从现代方言的内部材料来构拟某一方言的“原始”状态，如“原始闽语”“原始客家语”等。方言学与音韵学的结合更加紧密了。
全面利用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来研究上古音，还补充甚至修正以前仅凭传世文献的研究的欠缺，主要也在本时期开始。
在对音材料方面。不仅梵汉对音、汉藏对音等继续受重视，而且以前未被注意过的琉球译音、与国内少数民族的对音也得到充分的发掘运用。
5研究成果丰硕，发表、出版的作品激增
这是本阶段上音韵学研究的物质上的有形成就。二十年来所发表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1977年以前的成果，当时没有发表机会，“文革”以后才得以公诸于世，绝大多数是音韵学工作者近年的劳动收获。这些年，能够发表音韵学文章的刊物越来越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音韵学研究》和《音韵学研究通讯》所收的文章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文章发表在各种类型的学术期刊上，如《中国语文》、《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语言研究》等语言学专业杂志，各大学的学报，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学刊等。跟那些容易造成社会热点话题的学科相比，音韵学的文章和著作的发表还是比较困难的，但在这样的处境下，音韵学的文章著作远胜于以前的七十年多年。下面的数字还不是十分精确的统计，但其间的对比是完全能够说明问题的：
时间发表文章篇数
1901—1922年25
1923—1937年397
1938—1949年206
1950—1954年3
1955—1964年118
1965—1977年3
1978—1987年787
1988—1996年1280
从1978年到1996年共十九年，发表的论文总数共计2067篇，为前七十七年的28倍。其中1991年一年的文章就有263篇，是1950—1977年二十八年的总和的两倍多。这个数字对比充分显示了汉语音韵在近年的辉煌成就。以下的介绍，只能概括或举例谈谈每个方面的进展，无法详细而全面地论述。
（二）上古音的研究
本时期的上古音研究，不仅仅限于内部拟测法，更重视运用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比较，在构拟方面新见迭出，注意方言和时代先后的辨别，研究范围超出先秦两汉音系而扩大到远古汉语和原始汉语，许多问题上存在争鸣而远未达到意见的统一。
1先秦声母的研究
运用文献考据方法分析上古音声类的传统，仍然保持发扬下来，主要工作是对于前人提出的某些观点加以补充或修正。如有人用更多的材料补证章炳麟的“娘日归泥”、黄侃的“照三归端”和“照二归精”，从观点上没有多少新鲜之处，影响不大。还有人从《说文》的“读若”或《释名》的声训对上古声母做了一些探索。邵荣芬《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一文否认了部分学者的“床禅合一”说，指出床、禅是两个声母。
上古声母的构拟仍然是百家争鸣。各家构拟的声母系统出入相当大，数目少的有三十三母、二十八母、二十三母、十九母，多的达二百多个声母。在复辅音问题上，否定派和肯定派的分歧依然如故，不过肯定派渐渐居主流。而在肯定派当中，构拟的复辅音声母种类出入极大。关于复辅音的假说主要有：带ｓ前缀的复辅音，带鼻冠音ｍ、ｎ、ｎｇ等的复辅音，带“介音”ｒ的复辅音，带“介音”１的复辅音，此外还有塞音与塞音的组合，塞音与塞擦音的组合等多种设想的复辅音。
喻世长《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一文，从《切韵》四十一声类出发，归纳比前人更详尽的汉字谐声规律，在此基础上构拟出上古声母六十七个，既有单纯声母，也有复辅音声母，是比较合理、可信的上古声母构拟系统。严学的《周秦古音结构体系》一文构拟了十分复杂的上古声母体系，其中的复辅音包括相当多的塞音加塞音、塞音加塞擦音的类型；不仅有二合音（如ｐｔ、ｐｔ‘、ｐｄ、ｔｔｓ、ｔｔｓ‘、ｄｚ、ｋｔ、ｋｔ‘、ｋｄ）等，还有三合音（如ｐｋｔ、ｍｐｔ、ｘｄｔｓ等）、四合音（如ｓｋｄｌ、ｘｋｎｄ、ｘｓｄｌ）等，在各家的拟音中是最复杂的。
2先秦韵部和韵母的研究
先秦韵部系统在大局似乎已定的情况下却又有层出不穷的新观点。过去国内较通行的有三家：王力的三十部或二十九部说（《诗经》时代二十九部、战国时代三十部），罗常培、周祖谟的三十一部说，黄侃的二十八部说。近年有很多学者提出其他的见解，例如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认为东、冬应合为一部，真、文应合为一部，又主张祭部、侯部、支部都不应独立成部，即倒退到段玉裁、孔广森以前的系统；俞敏发挥黄侃的一种想法，认为闭口韵可以分出六部；黄绮认为支、脂、之不应一分为三，而且“之鱼不分、鱼读入之”；金有景认为古韵应分三十八部；李新魁分三十六部；黄典诚分三十三部；这类新说很多，反映了音韵学界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在王力三十部基础上仔细讨论各部界限和归字问题的有何九盈、陈复华的《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香港的余永有《上古音系研究》，以两周金文为主要材料研究上古音系，为周秦音系的研究拓宽了路子。
古韵的构拟主张更见多样化。王力的《汉语语音史》对以前的构拟作了一些修订，主要是元音的修改，其体系没有太大改变。严学、喻世长、郑张尚芳、黄典诚等有较新颖的拟音。美国白一平著《上古汉语音韵手册》，综合海外诸家的构拟，并用数理统计法研究《诗经》押韵字，是较显眼的成就。
在目前，国内影响大的仍然是王力的拟音系统，海外影响大的仍然是李方桂的拟音系统。
3先秦声调问题
关于先秦的声调问题，仍然是多种观点并存。新近发表的意见有一大部分是对以前已经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证、补证。
首先在先秦汉语有没有声调问题上仍有分歧，就多数人的看法，《诗经》时代已经有了声调的区别；而赞同“古无四声”者亦不乏其人，如周耀文认为周、秦是汉语声调从无到有的过渡时代，那时实际上只有两个调类，也许连两个调类都没有固定下来。
其次是先秦有几个调类的问题，分歧意见更多。罗常培、周祖谟所持的古有四声说较为多数人接受；王力仍持先秦无去声说，但认为上古入声分长入、短入两类。黄典诚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认为上古的舒声、促声各自分平、上、去三个调类，即不仅阴声韵部和阳声韵部分声调，连收塞音韵尾的入声韵也分不同的声调，这样，声调就只是音高的区别，而不再牵涉韵尾。
声调的构拟现在还难说有比较可靠的结论。关于声调的起源，近年国内也有不少人赞成来自海外的说法，即上声起源于喉塞音后缀，去声起源于后缀ｓ，这成为一种较流行的见解。
4远古汉语和原始汉语的研究
国内音韵学界所说的“远古汉语”指的是殷商甲骨文时代的汉语音系，“原始汉语”则是不甚确定或不甚统一的概念，有人把《诗经》以前的汉语统统称作原始汉语，有人把甲骨文以前的无文字可考的汉语叫做原始汉语。
从甲骨文中窥测远古汉语音系是非常困难的工作，简短的卜辞未能从系统上反映当时的语音面貌。当代一些学者设计种种方法，对殷商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国内已发表的论文有十几篇，赵诚《商代音系探索》（1984）利用形声、假借等线索，认为商代声母不分清浊、某些字是多音节的、没有入声韵母、无四声之分等。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1988）以周秦音系为出发点，从甲骨文字在上古音内的分布互补关系，采取内部拟测方法推测殷商音系，定声母十九个、韵部二十九个、有长平、短平、长入、短入四个声调。金有景等人的研究成果也是有意义的。
原始汉语的音系研究主要是结合着汉藏语系的比较，同时从构拟出的上古音进行内部拟测，一批对汉藏语系诸语言有深厚造诣的专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严学、邢公畹，台湾的龚煌城，美国的张琨、包拟古等。
5两汉音系的研究
两汉音系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诗文韵部的再探讨、简牍帛书的语音系统、东汉的梵汉对音材料的考察、音注材料的整理。
对诗文韵部做严密考察的有邵荣芬、王显等人。邵荣芬分析了先秦的鱼、侯两部在汉代的分合关系，认为这两部在汉代只是接近，并没有完全合流，不赞成罗常培、周祖谟关于鱼侯合一的论点。王显证实先秦阳部只有庚韵开三字到东汉中期转入耕部，其余二等字仍然在阳部，纠正罗、周书中较笼统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