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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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因革论”八）皮锡瑞则公然在最后还说“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
变”（“经学历史”）。
清代今古文经学在汉学的研究方面，有这样演变的历史。世之称清代汉
学者，一、苏学惠氏，二、徽学戴氏，三、常州学庄氏。惠学有“惟汉近真”
的主张，戴学有对古经的所谓“实事求是”的主张。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
为惠学的发展，因此后来讲乾嘉古文学的人，大都以戴学作中心。章炳麟说，
“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
诸学殊矣”（“检论”卷四“清儒”）。苏州惠氏学派“学好博而尊闻”，
以“古训是则”（同上）的研究为学旨，然初亦倡汉人的阴阳之说，如惠栋
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录”八卷，他说，“‘说卦’，‘帝
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时，圣人法之，立
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圣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之极天，
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阴阳和，风雨时，五谷熟，草木茂，群
生相遂，物无疵厉，所谓‘既济’定也。。。明堂之法本于‘易’，‘中庸’
言至诚可以赞化育，与天地参，此明堂配天之义也”。这是西汉谶纬之学的
古训。他的学派中褚寅亮为“公羊”何休之学，撰“公羊释例”一书，谓“三
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
违经旨”。其后洪亮吉著“公羊穀粱古义”，张惠言著“周易虞氏义”、“虞
氏消息”，这都是章炳麟所谓“已近阴阳”的例子。但这一点反为今文家所
赞许，如刘逢禄说“若元和惠栋氏之于‘易’，。。其善学者也”（“春秋
公羊何氏释例”叙），如皮锡瑞主张以张惠言“虞氏易”为入门书之类。按
“易”与“春秋”是今文家的张本，他们据“公羊”哲学（或神学）以通释
诸经，他们批评戴氏学派，自然要从“家法”上追寻于惠学，实则“公羊”
“易传”却不是惠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第三学派是所谓常州之学。常州之学
起于庄存与（方耕），与戴震同时。邵晋涵（二云），孔广森（撝约）都是
庄氏的门人。庄氏是当时的一位宋学家，在宋学被汉学所淹没的时候，他想
从“公羊”义理中，使宋学与汉学结合，著“春秋正辞”、“春秋举例”、
“春秋要旨”，然不显于世。他讲治天下的义理，“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
言文字之外”（见“味经斋遗书”卷首），但不辨真伪，信“周礼”，信伪
古文“尚书”，以为伪书存者皆圣人之言。他说：“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
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什之八，颇藉伪书
存者什之二。帝胃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
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
‘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
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
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
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
（“定盦文集”卷上“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这正是阎若璩考据以来的反动，
因庄学把古代思想和代表后世的思想混同，这就表现出今文学家的唯心主
义。他的侄子庄述祖，继其所学。后来的刘逢禄、宋翔凤便是述祖的外甥兼
弟子，至魏源、龚自珍推崇庄存与为大师，常州之学才为世人所注意。魏源
以庄氏“存大体，玩经文”，尊为“真汉学者”（魏源“庄少宗伯遗书叙”，
见“味经斋遗书”卷首），龚自珍表章庄氏说：
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及轻重，以求
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共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
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有史之大隐，于是奋起不为史而能立
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钩日于虞渊而悬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终隐焉
而已矣。（“定庵文集”卷上“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今古文之争在汉代是以“左氏”、“公羊”为中心。皮锡瑞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
仇亦惟“左氏”、“公羊”为甚。。。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
以左丘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
秋”之甚者。（“春秋通论”）
晚清今文学家的兴起，其始亦以“公羊”为中心，他们都在微言大义的
号召之下，尊治“公羊”的“传义”之法。皮氏甚至以今文学家的观点，敢
于重视“公羊”，而轻视朱子。他说：
朱子云：“‘春秋’义例，。。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
辞”。此朱子矜慎之处，亦由未能专信“公”、“穀”，故义例无
所依据也。（“经学历史”）
“公羊”学，首先为刘逢禄（申受）所明白树立，他以为“左氏春秋”
是“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类，不能真传“春秋”。史迁所谓“左氏
春秋”是旧名，其所以名为“春秋左氏传”，实出于刘歆伪改。刘逢禄对于
“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传”，说：
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时，乃与弟子胡
母子都等记于竹帛。是时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
大兴。。。绵延迄于东汉之季，郑众贾逵之徒曲学阿世，扇中垒之
毒焰，鼓图谶之妖氛，几使义辔重昏，昆仑绝纽。
赖有任城何邵公氏，修学卓识，审决白黑，而定寻董胡之绪，
补庄颜之缺，断陈元范升之讼，针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
密若禽墨之守御，义胜桓文之节制，五经之师，罕能及之。（刘逢
禄“公羊何氏释例”叙）“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
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
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同上）
他依据着微言大义的牌子，兼说群经。他力持“诗”“书”与“春秋”
并言大义的见解，傅会地说：“‘诗’‘书’皆由正而至于变，‘诗’之四
始，言文武之盛，而终于‘商颂’，是记先世之亡国，以为戒书；‘书’述
二帝三王之业，而终于‘秦誓’，记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统继帝王，为变之
极也，‘春秋’拨乱反正，始元终麟，变极而归于正。其致太平之正经，垂
法戒于万世者，一也”。古文学家不但考证“书”之真伪，而且考证“诗”
之成简先后（如阮元的“诗大雅考”），而今文学家则持如此其奇异可怪之
论，来倡微言大义。他的书还有“论语述何”。例如他解释“论语”“予欲
无言章”，以为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就指性与天
道是微言，因此推论在“论语”中，“易”“春秋”已备，不言而著。又如
他以为“本立而道生”，就是“春秋”的“始元终麟”，即“志在‘春秋’，
行在‘孝经’”。古文学家如阮元，关于性命、关于仁，还从史料方面来推
断语源，而合文学家则持如此奇异可怪之论，来倡微言大义。
宋翔凤（于庭），著“论语发微”、“大学古义说”，与刘逢禄的“公
羊解说”相似，傅会备至。例如宋氏解“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以十二
月令，“日长至”“日短至”，牵附阴阳，谓圣人立明堂之礼，在阴阳交争
之时，必有所定；解“定而后能静”，以为即“系辞”所谓“龙蛇之蛰，以
存身也”；解“静而后能安”，以为即象蛇龙之蛰故安；解“安而能虑”，
以为定静指体象，虑指神明，既定静即可不齐戒其德，也就是“系辞”所谓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能虑，则万事万物处得其宜，通行于天下国
家而止于至善。古文家因考据著作真伪，曾怀疑“大学”与“系辞”，而非
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则又其如此瑰玮傅会。他著有“周易考异”，牵强比附，
把乾坤分做禅让和放伐二卦，以言圣王大义，和近世算卦测字之术相近。
今文学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魏源和龚自珍（龚自珍思想另有专章论列）。
魏源字默深，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卒于咸丰六年（公元
一八五六年）。他与龚自珍齐名，当时并称为魏龚。今文学派自他们才被人
所注意。魏氏著“诗古微”，谓“‘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
编‘诗’者之心；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作
‘诗’自道其情，情达则止，不理会闻者之如何。就事而咏，不求其原因。
若因讽上而作，但求悟上则足，不理会他人之劝惩”。著有“书古微”，疑
马郑“古文尚书”亦伪，而阐述“今文尚书”的微言大义。他不但公开力攻
戴学古文家，而唯心地“直求经文”，且以清初学者分裂体用，主张废外景
而内专的逆流。他说：
昔越女之论剑曰，臣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
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
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
复于古，古则复于本。（“古微堂外集”卷三“定盦文录叙”）
“忽然得之”，居然便由今逆于古，由古逆于本，所谓“本”就是唯心
论的代名词。他又说：
矧生百世之下，能为百世以上之语言，能骀宕百世以下之魂魄，
春如古春，秋如古秋，与圣诏告，与王献酬。。。火日外景则内暗，
金水内景则外暗，外暗斯内照愈专，君愦于外事，而文字窔奥洞辟，
自成宇宙，其金水内景者欤。。。千百载后发硎出之，相对犹如坐
三代上！（同上）
这是以“公羊”学追踪宋儒的宗教意识。今文家后来以孔子作通天教主，
是有其渊源的。但魏源之为近代今文家，在微言大义的治学精神上并概括不
了他的价值，而他的经世致用的具体政见，则的确反映了时代的一个侧面。
今文家所谓“富国强兵”的商业资本主义思想是起了时代的先锋作用的。
章炳麟讥刺魏源与常州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大者为汉奸、
剧盗，小者以食客容于私门，三善悉亡，学隐之风绝矣！”（“检论”卷四
“清儒”）在魏源的思想中自然有章氏所谓依汉学媚清之嫌，如他说：“天
地以五行战阴阳，圣人饬五官，则战胜于庙堂，战胜庙堂者如之何？曰圣清
尚矣。”（“圣武记序”）又说：“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
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鉴也哉！”（“拟进呈元史新编序”）
魏源的思想有其阶级根源，然而这里我们所重视的，是他所提出的政治思想，
这一点却有进步的作用。他说：
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競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
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及人材，不忧不
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