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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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找寻的最后最理想的市场。
英国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迅速的，殖民制度在这时期
和十七世纪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二十四章的分析可供我们
了解问题的实质，他区别开十七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十八世纪大工业在殖民地
制度方面的前后意义，指出前一时期（以荷兰为典型）的殖民制度是以“独
占公司”的方式为资本集中造成了有力的杠杆，即以“商业的至上权带来工
业上的优越”，而后一时期（以英国为典型）的殖民制度则是以“工业的至
上权引起商业的至上权”（参看中译本九五○页至九五二页）。因此，中国
的市场所遭受的侵略，这时不像过去了。从一七八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消
贸易专利权（即独占公司之类）以后，来中国的商人是以工业的至上权为后
盾的，因此，“英国私人企业对华贸易发展得很迅速”。一七八四年以后的
五十年，这个公司的输华货值便提高到六倍至七倍，自华出口的货值提高到
三倍多。以棉花而论，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英商倾销到两广一带的，就达
到四十多万担，这对于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起了很大的
解体作用的，因而影响到中国有关地区的农村破产。然而，英国对华贸易尽
管在英商的利润率上是增加的，而全面的平衡收支一直是逆差的，于是乎鸦
片这一种“文明人”的“神圣”商品成了世界贸易史上的特别东西，马克思
在“鸦片贸易”一文中，指出公元一八○○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二千箱之
后，接着说“从十九世纪初叶起，这个（贸易）斗争就具有完全特别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九五页）。其所以特别，因为一方面，是中国
民族的危机，另一方面是英国利用鸦片向中国的私运作为自己财政系统中的
组成部分。究竟鸦片向中国输入的确切数字每年有多少，谁也不敢断定。依
据一些不完全的记载，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若干年代是每年平均四千
多箱，价值四、五百万元；到了二十年代以后，其销量更增；在鸦片战争前
夕，已达到了三万五千箱，价值达两千五百万元了。
鸦片向中国的偷运，使中国的商业资本不但和手工业的发展相分离，而
且刺激了商业资本走向歧途。我们研究票号的起源和发展，就知道那是以“土
（鸦片）票子”的汇兑而起家的。在后来的一个时期，粤海关为票号所包办，
也是因为这个渊源。信用货币进入蒸溜器中不断地发汗，在这里不是通常的
现象，这也是马克思所指出了的。不仅如此，鸦片贸易还直接助长了中国封
建主义超经济剥削的形式，马克思就指出：“英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
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
和停驻黄埔的英国商船偷运来华的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
腑，并破坏了宗法制度底柱石。”（“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九七页）近
代的大量史料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形成史也要
迫源于这里。欧美资本主义对华贸易，固然是通过鸦片才把入超变为出超（十
九纪纪三十年代），但没有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原始形式，是难以顺利进
行的。这里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历史上阶级变化的最初表现。龚自珍对林则徐
上策主张杀绝这些人物是有原因的。
随着鸦片偷运而来的白银外流和银价上涨是当时社会的严重危机。到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末，中国白银的出超每年已达近一千万两的数字。白银
价格的上涨十分惊人，从十九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夜，逐年飞涨，有的地方
增涨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种灾难是普及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包括日用品和
赋税在内，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百分之三十以至五十。因此，当时有的
记载，农民因白银上涨以至全部收入不足以交纳租赋，手工业者因原料价涨
以至流于破产。
如单从中国内部来看。自十八世纪末起，社会危机已经尖锐地暴露出来。
在皇朝内部出现了和坤案件，这是集中地暴露了皇朝的腐化和皇朝内部的尖
锐斗争的。在阶级关系上，农民起义揭露了“官逼民反”（洪亮吉、章学诚
语）的内幕。这里，只据不完全的记载，将公元一七七四至一八四○年的农
民暴动，举出如下：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 山东兗州清水教王伦起义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 白莲教秘密组织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 甘肃回民起义
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 甘肃固原回民起义
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 阿克苏回民起义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 台湾林爽文起义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 贵州铜仁苗民起义
台湾陈周全起义
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 湖北、四川、陕西白莲教起义
一八○三年（嘉庆八年） 东南沿海蔡牽起事
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 河南滑县天理教起义
陕西岐山县木工起义
一八一四年（嘉庆十九年） 河南捻军起义
一八一七年（嘉庆二十二年） 云南临安边外彝民起义
一八二○年（嘉庆二十五年） 新疆回民起义
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 云南永北厅彝民起义
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 四川果洛克番民起义
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 台湾黄文润起义
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 湖南瑶民起义
广东黎民起义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 广东八排瑶民起义
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 四川粤嶲厅彝人起义
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 山西赵城县曹顺起义
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 湖南武冈瑶民起义
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 四川凉山彝民起义
鸦片战争前夜的农民秘密组织是更普遍的，各种联义社等结义形式在南
北各省几乎无处无有。魏源在“圣武记”中已经道出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危机，
说：“楚粤边郡奸民为天地会，缔党歃约，横行乡曲，小剽掠，大擅杀，各
有名号。”龚自珍更预断农民战争将要大规模出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
说“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定盦
续集”卷一“尊隐”）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以军舰、大炮迫使中国腐败的清皇朝签定了卖国契
约。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一种所谓“法律”形式
之下确定下来。正因为这样，中国后来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和废除不平等条
约相联系着的。我们划分中国历史也是以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作
为近代史的起点。我们这样作，并不是以外来的因素作为标准的。从上文可
见，鸦片战争及其所产生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是突然而来的，相反地，
在鸦片战争以前几十年间，中国已经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进入破产的
时期，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却在条约形式之下规定了中国的命运，这
个条约形式集中地反映了财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
第二节 学术思潮的转变和今文学家的兴起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学术思潮起了激剧的变化。从阮元的汇刻乾嘉文献
到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以及龚自珍对汉学的批判，对于十八世纪的学术思
潮作了总结。今文学家在复古的外衣之下，揭开了思潮的一新页，这就是魏
源、龚自珍所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变法思想。在找寻西方“真理”方面也出
现了许多著作，如林则徐的“四洲记”、魏源的“海国图志”（曾影响于日
本维新）、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畬的“瀛
环志略”。这些作品大都是在鸦片战争前夜的稿本，在鸦片战争稍后出版的。
无论今文学派的思想和时务论著的思想，都有一个特点，即是依据中国传统
的思想材料而设计中国命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
最后是支配人类意识的动力，而人类意识对经济的影响却不是直接反映的，
而是通过传统思想中的政治、道德等折射而间接来反映的。恩格斯说：“经
济发展的最后的至上权在这些领域上也确定起来了，不过是在这些个别领域
本身所规定的条件之下，例如在哲学上，就是通过经济影响（这大都又是在
其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起作用的）对先行者遗留下来的现成哲学材料所起的
作用而实现的。经济在这里并未创造新的东西，它却决定现成思想材料的改
变和继续完成的方式，可是这大抵是间接地；至于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作
用的，倒是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反射。”（“致施米特的信”，“马克
思恩格斯论宗教”，一九——二○页）这个时代的思想也是这样的表现。今
文学家固然是通过经学形式的思想材料而折射出来的，即时务论者也是通过
一套春秋之义的政治道德等材料而折射出来的。然而通过旧的思想材料所表
现的改变了的思想内容则是反映了行将到来的大变革的物质经济条件。
今文学家，是作为对经古文学家的对立者而出现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的
区别，大体上是今文学家主微言大义，而古文学家主分析文义。第一，在治
学路径上，古文学家在古籍知识方面倾向于朴实说理；今文学家则如章炳麟
所指出的，他们是继承桐城文士的词章家，他们在文章上大都锋利动人，颇
有重情的浪漫色彩。后来谭嗣同“冲决纲罗”的文法，梁启超自言“笔锋常
带感情”的话即此传统。第二、古文学家把宋汉之学分别至严，进而依汉排
宋；今文学家则企求泯灭汉宋的界限，甚至有宋学是宗的（戴望除外）。首
以方东树的理学做反动，继之有宋翔凤、魏源等，都有推崇宋学的主张。皮
锡瑞最后还说明清代汉学家惠、江、戴、段诸人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学
抹杀。他巧妙地曲解汉宋合一的证据，如说“惠氏红豆山齐楹帖云：‘六经
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学未尝薄宋儒也。戴震。。其学本出江永，
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永尝注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
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
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段玉裁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
子祠，又跋朱子‘小学’，。。段以极精小学之人，而不以汉人小学薄朱子
小学。是江戴段之学未尝薄宋儒也”（“经学历史”）。这些证明，都没有
逻辑的价值，但今文学家不薄宋儒的态度，却非常显明。第三、古文学家多
如章炳麟所说“不欲以经术致用”，且求是仅限于古书训诂校勘，如“言不
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江藩子江钧述父撰述之志）。
此最为今文家所反对。后来公羊学派在将来世界的憧憬上，更持这样的理由。
如恽敬说：“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
怯于赴时势；篇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大云山房文稿”卷一“三
代因革论”八）皮锡瑞则公然在最后还说“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
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