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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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终不得究物之命；于是黜空谈之聪明，守
钝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有高语大言者，拱手避
谢，极言非所当，于是二千载将坠之法，虽不尽复，什存三四，愚
瘁之士，寻之有门径，释之有端绪，盖整齐而比之之力，至苦劳矣。
陈硕甫曰：是苦且劳者，有所甚企待于后。后孰当之，则乃所称闻
性道与治天下者也！（“定盦文集”卷中“陈硕甫所著书序”）
因此，他认为训诂小学是通大道的工力，尤其是尊史治国的必要修养。
他有“抱小”以俟来者的话如下：
学文之事，求之也必劬，获之也必创，证之也必广，说之也必
涩，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琐也。求之不劬则粗，获之不创则剿，证
之不广则不信，说之不涩则不中，病其迂与琐也则不成。其为人也，
淳古之至，故朴拙之至；朴拙之至，故退让之至；退让之至，故思
虑之至；思虑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无 所苛之至；无
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学之事，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已
矣。若夫天命之奥、大道之任、穷理尽性之谋、高明广大之用，不
日不可得闻，则曰俟异日，否则曰我姑整齐是，姑抱是以俟来者。
（“定盦续集”卷一“抱小”）
他把小学当做思维方法的一个节目去看待，当做冶道的手段去看待，应
该说是乾嘉汉学的自觉批判。因为他具有他外祖段玉裁的古文传统知识，反
对凭空臆造，故他关于江藩“汉学师承记”的了解，关于阮元著书的了解，
都经过一番研究才进行批抨。此外他关于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也说“受
而读之，每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定盦续集”卷四“工
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这是了解汉学的内行话，非今文家的门户
之见。
然而，自珍已经不能完全从事于“抱小”了。他要求个性的解放，要求
光明的世界，向大者巨者摸索去了。他虽然不同于刘逢禄、宋翔凤、魏源等
的大义微言，而主要企图从现实社会去挖掘真实，揭露真实，指示真实，改
变真实，毕竟没有严格地完全抱紧“小”字，朴拙、完密、精微之至，反而
转向大而化之方面研究经义。因此，他依据“公羊”学派的观点作出“春秋
决事比”，说明三世三统的大义、决狱观变的微言，并根据它作为他的变法
论的张本。他说：
在汉司马氏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又曰：“‘春
秋’明是非，是于治人。”晋臣荀崧踵而论之曰：“‘公羊’精慈，
是于断狱。”。。。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世变徒相万万，世变
名实徒相万万。“春秋”文成才数万，指才数千，以秦汉后事，切
劘“春秋”，有专条者什一二，无专条者什八九，又皆微文比较，
出没隐显，互相损益之辞，公羊氏所谓主人习其读，周其传，未知
己之有罪者也。斯时通古今者起，以世运如是其殊科，王与霸如是
其殊统，考之孤文隻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由是又欲
竟其用，径援其文以大救裨当世，悉中容易理，竹帛烂，师友断，
疑信半，为立德适道达权之君子，若此其难也！（“定盦文拾遗”
“春秋决事比自序”）
龚氏此论，代表了维新变法的先辈思想。他虽然说难于在“春秋”的出
没隐显的文义中，摸索其天经地义，以套于当世活的现实，然而，他的时代
还不是严复的时代，不能介绍近代西洋资产阶级的学术以资观变与应变，他
仍然不得不求之于公羊氏，以“春秋”之律例来说明“人伦之变”。他说：
自珍既治“春秋”，。。独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回赘词说者，
大迂回者，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五，及别月
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后世决狱大师，有能神而明之，
闻一知十也者，吾不得而尽知之也，就吾所能“比”，则真如是。。。
七十子大义，何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恻恻乎权之肺肝而皆平
也。向所谓出没隐显于若存若亡也者，朗朗乎日月之运大园也。。。
世有疑而不肯察，闻道而不肯信，与土苴残阙而不肯守，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同上）
自珍的“比”法，并不是类比逻辑，因为类比法有一定的限制，超过类
型的比便是傅会。他的比例申引之说实质上也是一种傅会。如他所说“世
运。。殊科，王霸。。殊统，考之孤文隻义，。。而得之乎出没隐显，。。
由是又欲竟其用，径援其文。。救裨当世，悉中窾理”。这种“比”，是真
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它不是小的精密方法，而是离开朴实的地基，凌
空去玄牵冥索去了。虽然他诡辩“欲令今之知律者有所溯也，语曰：称曰自
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吾所以作；今律与‘春秋’小龃龉，则思救正之
矣，又吾所以作”（同上“春秋决事比答问第四”），但他的方法论的根据，
不能不是公羊家的醒酒的“煤油剂”，即其诗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
另一方面，自珍的具体主张，与其说是依据“春秋”经义的“比”法，
毋宁说是对于现实社会的批评，后者反而否定了他自己的经义前提。越是悲
剧性的作品，越显露出体系上的裂痕。从上面所引“春秋决事比自序”的前
后两段难以缝补裂痕的文章看来，我们可以说，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的意
识。这即是他所两面说明的。一方面他说：
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予之身
世，虽乞■，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定盦续集”卷
三“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另一方面他又说：
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同上卷一“尊
隐”）
这就是近代社会将要来到的黎明前的黑暗所表现的矛盾。
附论：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反动性和汉学的结束
当今文学家已经占据时代思潮主流的时候，另有以反汉学的姿态出现、
实际上是在提倡腐烂的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方东树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方东树和龚自珍约略同时，死在自珍之后十年。当阮元以封疆大吏办学
海堂，提倡汉学的时候，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方东树 传记说：“道光初，
其焰（按指汉学）尤炽，先生尤之，乃著‘汉学商兑’，辨析其非。书出，
遂渐熄。”（苏惇元语）果然，汉学在不久以后一落千丈了。为什么呢？是
不是方东树的一书之出，辨析了汉学非，就能又转入于道学之是呢？真的如
方东树所说“考证汉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使其人。。
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仪卫轩文集”卷一“辨道论”）么？梁启
超说：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
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
（？）也。（“清代学术概论”，一一二页）
梁启超过于重视了此书的价值。此书析辨汉学之短处，虽有部分的理由，
但不在于客观的研究，而主要是以卫道者的心传法宝，重新提倡理学。例如
他在该书的“重序”上说：
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
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子之真体大用，如拨
云雾而睹日月。。。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今之大全
赖程朱出而明之，乃复以其郑挪当妫鏊懒σ在裒ぶ呛�
异匹夫负十金之产，而欲问周鼎者也，是恶知此天下诸侯所莫敢犯
也哉？
他的“重序”从头到尾是说明古今学术史的变迁，巧词比喻，遁词独断，
完全是一篇“丽”文！他把经比为良苗，把汉儒比为勤于耕耘的农夫，把宋
儒比为舂食的主妇（按舂者在古为女子职），这是什么历史学？他的意思是
“求圣人之心”，使人“莫敢犯”，犯之则为“邪詖大肆”（卷上）。他不
说理由，只拿云雾、天日等字眼来恐吓人，这比汉学家由训诂以明经义的研
究法还不及。原来他自己说：
余生平读书，不喜异书，。。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
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
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弊也！（“汉学商兑”“三
序”）
这是何等主观的独断。就说是“异书”罢，也应该理性一点去研究不能
以自己主观的“独契”，就来一个“恚恨”，甚至直求到“人性中去。这样
的书（他的“书林扬觯”一书则更令人读了如饱吃一场玄风的扬沙）怎么会
是“革命事业”呢！
理学家的“汉学商兑”固然是当时代表地主阶级的一种反动思想，然而
汉学在这时候毕竟要宣告破产。胡适崇拜汉学，以之与科学相等，他以为汉
学不应在此时消沉而竟消沉的原因，就由于“野蛮的”太平天国毁灭文化的
罪过。这完全表现了胡适的露骨的反动思想，他说：
咸丰以后，汉学之焰确然“渐熄”，但此中的功和罪，。。不
如归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长发军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七五
页）
太平天国对汉学的关系，有这样的历史事实么？即以当时兵马灾害扰及
封建秩序而言，并不能妨碍所谓中兴大臣再复兴汉学。但中兴大臣没有这样
做，自有历史说明。胡适却说：“乱平之后，曾国藩一班人也颇想提倡朴学
（？），但钱破困穷的基础之上已建不起学术文化的盛业了。”（同上）他
以汉学盛业之难以再建，就说斯文沦丧，发出极大的感慨，这完全是主观的
痛惜心，而与方东树的恚恨心却是一源。历史主义地看来，问题正在于汉学
本身。一个大时代的风浪已经来临了，它比明末清初的风浪更大，汉学使人
不但步不入大世界的荆棘途中，而且成了斩荆除棘去做开路先锋的束缚。汉
学的“实”退回古经中，如今的“实”要蹈入近代民主革命的社会了。我的
四句汉学论，在这里便是关节：
蔽于古而不知世。蔽于词而不知人。有见于实、无见于行。有
见于阙、无见于信。（解释见前）
经过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思想界，要搜寻资本主义世界的“真理”，要
追求市民阶级的“个人”，要跃入和人民联系的实践中，要信仰将来所来临
的历史。在要求人类解放的洪流中，主敬主静的玄学、空想的理学、心学对
之固然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这是为历史的必然所决定的。而汉学的织小细腻
的手法也是对之无所措其手足的，这也是为历史的心然所决定的。汉学的绝
路在此。江藩和阮元已经结束清代汉学史了。在晚清，汉学家如章炳麟、王
国维的业绩，并不是学术思想的主流，而仅附属于历史学中去了，这看他们
自称考证朴学为通识历史的话，便可了然。然而胡适的反动的观点，是和曾
国藩一样，一切都要归于农民革命的罪恶。
如果说全祖望在清初诸大儒“神道碑”、“墓志铭”等所述评的他们的
思想的活动，是十七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总结，则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述
评的乾嘉汉学家的思想的活动，为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总结（江氏书的次
序，以閻若璩起首，而将黄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