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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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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讲到体用,必然要涉及所谓“合内外之道”。顾炎武不主张内学外学的
区别,以免落人汉人“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的泥沼(参看“日知录” 
卷十八“内典”条)。李顒则辨佛道有内而无外,儒学则内外兼备,以为如
以“活泼泼地”形容道体,虽系朱熹沿用禅语,也会于观省之说。但他又反
过来说:
顷偶话及体用二字,正以见异说入人之深。虽以吾儒贤者,亦
习见习闻,间亦借以立论解书。如体用一源,“费隐”训注,一唱
百和,浸假成习,非援懦而又入墨也?(同上“答宁人”) 
从上面体用二字的辨解看来,李顒折中了形式,而在内容上已超出理学
家数。他一方面解释体用皆非空寂,他方面慨叹朱熹以来援引异说成了后儒
的习惯。我们可以由这里看出理学的前途,即理学大儒也不能不感到为那种
形而上学折中的苦痛了。

第二节 李顒的近代民主思想
李顒的学术,是以,“悔过自新”四字来标宗的。这骤然看来,好像是
常识,实则在浅易平实的道理中含有如欧洲启蒙学者的“再生”的意义。他
说: 
古今名儒,。。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
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风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
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
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愚谓不若
直提悔过自新四字,。。所谓心不妄用,功不杂施。。。(“二曲
全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有人说李顒如此标宗,“辞旨麄浅,去道迂远”,而不知道他的“心不
妄用,功不杂施”,正是时时谈性命的高空病的对立思想。他讲他之所以如
此标宗是从他的经验而来: 
天地间道理,有前圣偶见不及而后圣始拈出者,有贤人或见不
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予固庸人,懵弗知学,且孤苦颠顿,备历
穷愁,于夙夜寐旦,苦搜精研中,忽显得此说。(同上) 
实在讲来,他的主张是在于学为大众,反对学问被少数人所独占。他说
此旨是“为中材言之也,而即为上根言之也”(同上)。他自比他的话犹“贫
女之布”、“庸人之言”,是为下等阶级讲的。他的例证颇为奇特,由尧、
舜、周、孔以及张载、程、朱、王守仁,最后直数到些杀人犯(徐庶)、凶
暴徒(周处)。他以为他们一样可以有所成就。他又说: 
子张,鲁之鄙家(鄙野之鄙,在古为奴贱之义)也,颜浊聚, 
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
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处
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
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而吾曹乃多以一告自
弃,惜哉!(同上) 
他在“四书反身录”中解“樊迟请学稼”章,并不如一般理学家在那里
痛斥“小人”,反而为小人之事作辩护。他说: 
伊尹耕于莘野,孔明躬耕南阳,此未仕而稼圃者也。海刚峰令淳安县, 
爱民如子,视线如仇,携苍头二人,耕田艺蔬,一毫无取于民,此仕而稼圃
者也。。。风高千古,稼圃何害?在迟(樊迟)固不可徒稼圃,在吾人则不
可不稼不圃,。。慎无借口夫子斥迟之言以自误生平。(同上卷三十八“论
语下”)他的这一学旨,一方面在矫正宋明空虚之学,拒绝众人于学问之外, 
如他回答自新之功应从何处着力说: 
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骛高远,说精微,谈道学,论
性命,但就日用常行,纲常伦理,极浅极近处做起。(同上卷六“傅
心录”) 
另一方面,则以学术的成就,圣愚贤不肖皆可从自新而进修,暗含着市
民阶级要求的思想平等。他的“观感录”一书实在是人仅在性能上抽象的还
原。他在此书中所举晚明的学人,都是贫贱起家的,兹把他观感的十个人写
在下面:
王艮(心齐)——出身监丁,谒孔子庙作“此亦人耳”之问,

而开始进修。
朱恕(光信)——出身樵夫,日采樵易梦糈养母,并不空谈性
命,而亦配享崇儒祠。
李珠(明祥)——出身吏胥,终身服务下役,谓“在公门尤易
施功”,倡实践之学,名闻天下。顾炎武也赞服他。
韩贞(乐吾)——出身窑匠,陶甓为生,从樵夫朱恕学。讲学
兼劳动,工贾佣隶咸从之游。
林讷(公敏)——出身商贾,淮南营商,遇韩贞拜为师。他的
家受过嘉靖甲寅倭寇之劫,家烬无归,而学业更进,后成大儒。
复廷美(云峰)——出身农夫,素事农耕,后学于王艮。
某尚书问他的学问成就:“子得此学,如何作用?”他说:“某一农夫, 
有何作用?”他从农夫的反身经验曾证明一个道理,为后来清学所本。他说: 
“天理人欲,不知谁氏作此分别?吾反身细求,理欲似难分别,分别止在迷
悟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也。” 
陈真晟(剩夫)——出身卖油佣。他的父亲是个打银匠。他随父作工, 
主人防之如防盗贼。这时他十一岁,语父曰:“何业而蒙盗贼之防乎?”劝
父舍此业,遂做了卖油佣 。后一边卖油,一边读书。在他学成后,以知行并
进为学旨。
王元章——出身牧羊人,“见摈于父,执策映佛灯读之,躬修允蹈,亦
成名儒。” 
周蕙(小泉)——出身戍卒,崛起于行伍之间,有功于关学。
朱蕴奇(贫土)——出身纲巾匠,和妻子织纲巾为生,后从学于冯少墟, 
以操行不苟见称于世。李顒在“观感录”中所举的十人,都是工农商贾出身
的人。这不是他偶感而发的,实在是他的市民阶级平等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白。
他说: 
道无往而不在,学无人而不可,苟办肯心,何论俦类(按即阶
级)?(同上) 
迹曷尝限人,人自为迹所限耳!(详看“二曲全集”卷二十二) 
他打破“俦类”(即阶级)界限的思想,是有市民平等思想的社会根源
的,打破“迹限”分别的思想,是市民对于封建身分制的抗议。我 们认为他
的这种朴实学旨,是意图锤击开近代门户的平地一声巨响,故他的折中的温
和学风里含有新锐的锋刺。然而,这一主张,却不能在历史前途方面找到答
案,而仅是作为历史的问题提出的。且由贫贱阶级升为士大夫的想法也不是
历史的解决,不致是为市民的世界开辟道路罢了。
李顒倡“匡时要务”,少时著“帝学宏纲”、“经世蠡测”、“时务急
著”诸书,“凡政体所关,靡不规画”,但可惜诸书都因了触犯清统治者的
忌讳而自毁绝了。(“二曲全集”卷十八存“与布抚台书”,仅为陕西疾苦
上陈急务八条,都是实陈政策,但自言“触犯时忌”,只可与知己言而已。
读此亦可想见时务诸书的内容了。)在他的“二曲全集”中所存的“匡时要
务”一卷,仅就明学术救人心一点立论,深慕东林的自由学风,把当时的八
股词章,比之为洪水猛默。他虽然仅留下这一卷“匡时急务”的口授记录, 
但我们也可以从其中看出他的解放思想。他说: 
自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遵,当事之所鼓舞,子弟
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

事。呜呼,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
言矣!昔墨氏之学,志于仁者也,视天下为一家,万物为一体,慈
悯利济,唯恐一夫失所;杨氏之学,志于义者也,一介不取,一介
不与。。。此其为学,视后世词章名利之习,相去何啻天渊:孟子
犹。。辞而辟之。。。夫以履仁蹈义为事,其源少偏犹不能无弊, 
矧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 
此其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尤酷,比之洪水猛默,尤为何如也?(同上
卷十二“匡时要务”) 
李顒称墨杨之学“履仁蹈义”,是具有新颖的见解的,是前儒不取主张
的。他深恶八股词章,更直言其为束缚人心的枷锁,“洪水猛兽,其为害也, 
止于其身,学术不明,其为害也,根于其心。。。心害则醉生梦死,不自知
觉,发政害事,为患无穷。”(“二曲全集”卷十二“匡时要务”)他主张
救此时弊,在于自由讲学。他说: 
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
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
可一日息焉者也。(同上) 
他以为思想的自由可以匡救八股时文的教条背诵。这和黄宗羲、顾炎武
的思想是相同的。他又以为立会讲学之风应该大大提倡,以建立士风士节, 
而反对禁止讲学。他说: 
宋之不竞,以禁讲之故,非讲之故也。(同上) 
他的立会讲学的主张,虽含有以道德感化人心的思想,但是从清统治者
所公布的社学禁例看来,他是和统治者对立的。
李顒有关平等与自由的思想,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实无疑义。王源
(字昆绳,著有“平书”,讲治道)为当时自负“讲究伯王大略”的人。在
他未信颜元学旨之前,曾致书李顒,说:“苟得大贤焉为之依归,复何恨乎! 
闻先生著述甚富,皆体用兼备之书,恨未之见。”书中多以讲求实学,征求
李顒的意见,这可见当时李顒经世之学已有所传布,能令一个自云“真豪杰
不亦可乎,何必假道学”的王源仰慕了。
最后,我们应当明白,清初学者之所谓“实”学,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历
史实践与革命实践的实学。它之所以有一定的时代的进步价值,是因为它企
图从中世教条中解放,并追求个性的解放与社会的变革,但它也有历史的局
限性,因为所谓实践的内容是依存于个性的道德律。李顒应作如此评价,其
他清初学者也应作如此评价。不过他们的阶级代表性不同,主张也有些不同, 
这是尤其应该作比较研究的。

第八章 唐甄的思想
第一节 唐甄大胆的政论
唐甄,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
元一六三○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年)。他著“潜书” 
九十七篇,原名“衡书”,据他自己说,是积三十年而成。此书分上下二篇, 
篇后不具年代。细绎此书,下篇谈政治,成书年代较早;上篇讲学术,成书
年代较晚。似原名“衡书”,重在下篇;后改“潜书”,又重在上篇。“曰
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王闻远“西蜀
唐圃亭先生行略”) 
唐甄对他的“潜书”,自负甚高,以周秦诸子自居,文体也多仿“墨子”、
“孟子”、“庄子”。潘耒为之撰序文,说这书“独抒已见,无所蹈袭。。。 
其文高处,闳肆如庄周,峭劲如韩非,条达如贾谊,。。直名‘唐子’可矣”。
我们读这书,觉得所谓“独抒己见,无所蹈袭”,颇合于十七世纪中国启蒙
时代的精神。
“潜书”文格甚特别,鲜引用六经之言,反而多见当时俗论常识的见解。
他主张“于‘诗’、‘春秋’之旨如听家人之言,闾巷之语”,更主张治学
重在自我的批判,以为不通经术并不是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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