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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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素习“禹贡”，谓汉、唐二孔氏，宋蔡氏于地理多疏舛。。。　
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菏；荧波既猪，波当从郑康成
本作播；梁州之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而为一。乃博稽载籍及古
今经解，考其同异而折衷之，依经为训，章别句从，名曰“禹贡锥
指”。（同上卷三十八“胡先生渭传”）　
“易经”一书为宋人玄谈的根据。所谓“太极图说”，先天后天说，清
初黄氏兄弟与王夫之已经证其为陈搏的伪作。胡渭著“易图明辨”，更由宋
儒与道士的关系找到谶纬学的根源。他的“洪节正论”，驳汉宋儒者的五行
灾异之说，破除非理性的傅会。其要旨如钱大昕与江藩所述：　
尝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　
无所用图。。。安得有先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傅，何从拟
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节”，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　
又言，“洪节”古圣所传，汉儒专主灾异，以瞽史矫诬之说，乱彝
伦攸叙之经，害一。“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节”，宋儒瓶为黑
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且谓“洪节”之理通于“易”。。，　
害二。“洪节”原无错简，后儒任意改窜，移庶徵王省惟岁以下，　
为五纪之传，移皇极欢时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为
五福六极之传，害三。（“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胡先生渭传”　
与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胡渭传”同文）　
毛奇龄（公元一六二三——一七一六年）也是当时的一位汉学家。他有
忠臣不死节说，全祖望曾痛斥之。祖望更说他的著作“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

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
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
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鲒
埼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但他对汉学的提倡亦影响颇大。
李塨走入考证的途径，即受他的推动。阮元更推崇他为汉学开创之功臣，说：　
检讨（奇龄）。。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
当是时充宗起于浙东，朏明起于浙西，宁人、百诗起于江淮之间。
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
迄今。。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　
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检讨推溯太极河　洛在胡朏明之先，发
明荀虞于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诗”驳申氏之伪，于“春
秋”指胡氏之偏，“三礼”、“四书”所辨正尤博。。。至于引证
间有讹误，则以检讨强记博闻不事翻检之故。（“揅经室二集”卷
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　
奇龄有一部“四书改错”，是声讨朱熹的书。他说：“‘四书’注无一
不错，。。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义以作八股。又无一不错，。。铸九
州四海之铁铸不成之错矣！”他攻击朱注的露骨，在颜元戴震之上，但后来
因康熙帝升朱熹配祀孔庙，他便把这部书的板自斧了。
从考证的本身说，阎胡毛等人也有他们的个别贡献。例如，阎氏证“古
文尚书”之伪，推翻了道学家十六字心传在经典上的依据；胡渭的“易图明
辨”把“易”学从中古幽玄隐约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毛奇龄攻击朱注，也
可以说是打击了经注上的偶像。但所有这些，都和当代经世之学的主流有根
本的区别。这些学术活动并没有起了反抗封建压迫、反抗民族统治的作用，　
却有冲淡民族仇恨的作用。毛奇龄以此干禄，固无足怪；清帝对于阎胡，给
以钦赐的种种荣遇，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黄宗义的弟子万斯大，字充宗，万斯同，字季野，世称“二万”。斯大
以经学著名，斯同以史学著名。按照宗义的学风，治经治史本来都和他的经
世之学有关联的，但斯大的治经方法，实开后来专门汉学的方法论的先河，　
而斯同对于史料整理的态度，则对后来章学诚的文史学有显著的影响。
斯大深通三礼，辨“周官”之伪，对于后来“礼”经历史地位的怀疑，　
贡献颇大。他的治经方法，黄宗义甚为称赞。宗义在“万充宗墓志铭”中说：　
充宗。。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
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
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
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何谓悟传注之失？学者入传注之重
围，其于经也，无庸致思，经既不思，则传注无失矣，若之何而悟
之！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南雷文定”前集，　
卷八）　
这里在方法论上讲来，不盲从，重裁断，比较归纳，以经文的实事以求
是，而不以传注的心传来传会，这是朴实说理的传统。他对于传注的不信任
态度更为戴震以至阮元的驯诂注疏的前导。
斯同晚年与李塨甚契，颇受颜元学术的影响。他的最大著作为“明史稿”，　
刘继庄对他说：“不如与我归，共成所欲著之书。”“万先生诺之，然不果。。。　
及万先生府于京，其书普无存者。”（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刘继庄传”）

斯同的“明史稿”，后来被王鸿绪所盗，钱大昕已指出：“明史以王公鸿绪
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也。”（“潜研堂文集”　
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钱大昕叙斯同史学说：　
先生。。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
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官修之
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
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
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难言久矣，　
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　
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
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
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　
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
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
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
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
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它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
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
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　
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
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
之真而不可益也。”。。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
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
中肯綮，刘知儿、郑樵诸人不能及也。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
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
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人纪传而
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
表，非深于史者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　
从上面关于史料整理的这一段话看来，斯同对于历史学的论断，是有一
定价值的。他在这方面，实上承黄氏的史学传统，而下开章氏“文史通义”　
之端绪。

第三节　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
到了十八世纪，所谓汉学成为风靡一时的专门之学。这和清封建统治势
力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和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有密
切关系。
康熙以来的反动的文化政策，比元代统治的手法圆滑到万倍。一方面大
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见章炳麟“检论”卷四“哀
焚书”），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这不但表
现在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开明史馆，而
且表现在其指导理论，打击当时新兴的“经世致用”之学，如十二年上谕命
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　
以及选任大臣多理学名家等等。然这不是唯一政策，也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
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反而在康熙时代已经有“图书集成”　
的编纂，至雍正三年告成，书凡六千一百零九部。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升化
了经世致用之学，削弱了清初的知识武器。到了乾隆时代，汉学也就大为朝
廷所提倡，作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补充。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招集了
海内学者三百人入四库馆，编定了闻名的“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七十卷。
这是所谓“汉学的大本营”。因此，乾隆朝的政策更实行对封建文化笺注与
烦琐并行提倡的指导方针。所以戴震说：“值上方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
之儒。”（“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事略状”，乾隆壬午。）另一方面，　
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以后，中国学术与西洋科学，因了受清廷对外
政策的影响，暂时断绝联系。因此，对外的闭关封锁与对内的“钦定”封锁，　
相为配合，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为研古而研古的汉学，支配着当时学术界的
潮流。皮锡瑞说：　
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
（清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　
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康熙六十年，钦
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
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
“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
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　
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钦定“四
库全书总目”。。；乾隆五十八年，诏刊十三经，。。嘉庆八年，　
复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足以别黑白，而定一尊。（“经学历
史”）　
所谓御纂诸书，如康熙所纂的，多出于李光地诸人之手。章炳麟说：“李
光地。。会康熙朝尊朱学，故以朱学名，。。贵训诂，即稍稍理故书；贵文
言幽眇，即皮传‘周易’与‘中庸’篇；为无端崖之辞。然惟算术为通明。
卒以是传会得人主意，称为名相。。。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顾欢甚。。。时
令参订朱熹书，常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检论”　
卷四“许二魏汤李别录”）　
李光地承旨编纂了一大批书（如“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更上
书颂扬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说：　
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