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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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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道”上) 
前一阶段是“取给于樵汲”,似有渔猎社会的影子,此一阶段似父权制
的氏族公社。从历史科学讲来,这是一个过渡形态。族长的地位,由于战争
职务与公共事业(如水利灌溉等,尤其东方)等,其个人权力便逐渐被附与
了社会的职能,在西方谓之“第一人”——即“君”字的原义,在东方谓之
“予一人”(见“书经”)。学诚在这里捉摸得异常合理。在这一社会的内
部,由于分工的发展,阶级关系必然产生出来。但他以互争的抽象论法代替
了阶级的理论。他说: 
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 
则人众而赖于斡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
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 
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
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章氏遗书” 
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 
这段所说,略当于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因为文明社会的第一
特征是城市与农村的分裂,在中国古文献中的“邦”与“封”二字、“国” 
与“城”二字,便表示了城市国家的渊源。这里所谓“画野分州”即城市与
农村的分裂,具有文明社会史的影子。社会为什么有这样的大变化呢?他仅
说是自然的必然发展,这是天才的唯物论的见解,然而其中却缺乏着质的规
定。
章学诚关于时代的划分,也仅有这些抽象而不具体的影子。有时候他说
得离开了近代的历史知识,如说“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
立制而垂法”(同上)。有时候他曾怀疑古史资料的可靠,大胆地提出历史
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一定要归之于圣人,他说“至战国而义农黄帝之书一

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
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
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同上卷一“文史通义” 
内篇一“经解”中)他虽然详辨伪托之盛行于战国,不尽是完全无影子的拟
造,但他已经肯定战国实有拟制或伪造“封建”的著作,“依托乎古人,其
言似是”(同上“诗教”上)。在这里,他更指出:“不知书固出于依托, 
旨亦不尽无所师承。”他方面又说:“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 
艺植托于神农,兵法医经托于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同
上“书教”中) 
学诚在史学上的重要见解,是在于他的古代文化史论。清初学者,如传
山,已经有五经乃王制的命题。学诚则更进了一步,演为“六经皆史也”、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和“六经皆器也”诸命题。这些是在当时被认为最
放肆的学说,也是他被后人所最注意的学旨。他说: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
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同上“经解上”) 
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
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同上“经解”下) 
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同上“易教”上) 
他的“六经皆史”论,不但是清初反理学的发展,而且更有其进步的意
义。他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依
据历史观点,作为古代的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进来处理,并把它们规定为“时
会使然”的趋向。他反对人们崇拜那样“离事而言理”的经,更反对离开历
史观点而“通”经。他所谓之通,即他所推崇的“庄子”“天下篇”对于学
术源流变化的研究。他又说: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 
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
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
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
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
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
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
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 
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
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章
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这一段话,透彻地说明了“六经皆器”,反驳了“载道”的说法。这里
的话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一)“道不离器”的命题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唯
物观点;(二)历史的典章文物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表现,没有什么“离
器言道”的形而上的孤立的东西;(三)封建正统派的胡说,不但是“离形
存影”的唯心论,而且是故意曲解社会规律(道)的说教。
学诚的古代文化史论,大都依据“天下篇”的道理。“天下篇”说道之
“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学诚从而发挥古者无私门著述
之学,说:

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
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
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同上
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原道第一”) 
中国文明社会是从殷周之际奠定的。在西周,因为是氏族维新制度,没
有国民阶级出现,故政教或官师是合一的,学问都是由官府掌握的。学诚强
调此制,除开其理想的成分不在此处批判外,所谓“古无私门之著述”(同
上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下),“宪存乎官守”(同上“易教” 
中),大体上是合于历史的。
在春秋时代,使“天下篇”所说,中国文化的保存者与研究者是邹鲁的
W 绅先生,他们专门以六艺为职业。此后分化为战国诸子之学。以六艺为职
业的人之出现,可以说是古代思想家与事业家的分野。孔墨二家所以皆出于
W 绅儒者,而批判地发展了儒学,正由于有一个六艺的过渡时代(春秋)。
学诚说: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
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开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
错出,而裂于道(此句即“天下篇”之“道为天下裂”,裂指思想
家的分工,故可以“专”,这是由于国民阶级出现,贤者出现的缘
故),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同上卷一“文史通
义”内篇一“诗教上”) 
又说: 
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
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
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
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
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 
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 
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
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章氏
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 
所谓诸子源出于六艺,依我们的研究,这是一种批判的发展,如孔子从
人类的道德情操方面对于六艺的批判发展,墨子从人类的知识方面对于礼乐
的否定。学诚的六艺足以尽道体之说和诸子得其一端之说,依然拘泥于传统
思想,但他说九流与六艺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诸
子和六艺并立起来处理,其思想方法是和正统派的偏见对立的,尽管他关于
诸子起源的说明还有附会的地方。
在诸子与六艺的关系中,学诚更注意诸子与“诗”的源流。诗在西周春
秋之交,有所谓变风变雅者出现,咒骂上帝,批评君子(氏族贵族)。我们
认为这是西周社会阶级矛盾的表现,一部分诗句正代表了“国人”(自由民) 
的呼声,这是“不治而议论”的诸子自由批判思想的前趋者。学诚则说: 
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
世也。。。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 
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比兴之旨,讽谕之义,。。纵横者流,推

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人情,微婉而善讽也。(同上) 
上面这段议论,说明诗教为诸子“取富贵”和善讽刺的先驱,可称创见。
他更由“诗”教的人民性,说明诸子是继承“风”“雅”而发展的。他说: 
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托于声音而不著于
文字。故秦人焚“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
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
异,而理势亦殊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事门治术,皆
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
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 
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于诗,而为乐之变也)。。。后世之文体, 
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同上“诗教下”) 
学诚的文史学主张“辨章学术、考竟源流”。他在“言情达志,敷陈讽
谕”(同上)八字上看出韵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颇能指出诸子源流的一部
分消息。他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研究诸子的最有成绩者,为清初传山学术传统
的优秀继承者。
学诚在他的书中引证孟荀墨庄法名诸家的言论甚多,认为他们都是和六
经一样地公言其理而非私意,这就不但打破了中古以来异端和正宗的区别, 
而且打破了孟子继承孔子的谬说。他说: 
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
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于“诗”“书”,或疏或密, 
途径不同,而同归于道也。。。徇于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
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同上卷二“文史通义” 
内篇二“博约下”) 
除开他的所谓“圣门”的束缚以外,在这里他是坚持着客观的分析态度
的,而与从来道统之论是相反的。故他积极地主张,“学必求其心得,业必
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
变通久。”(同上)这样,他在客观上便给了“道”学家们以严厉的教训。
学诚既然以为战国诸子是在学术自由的“道公”而“学私”之下多方面
发展的,那么,他的理论就在客观上反对了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之下的学术定
于一尊。他说: 
道同而术异者,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书,列子有“杨
朱”之篇,墨者述晏婴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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