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文学理论常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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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
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
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
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
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
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
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
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
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
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
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
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
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
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
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
（《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
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
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
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
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
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
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
“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
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诗无达诂？？返回目录
古代诗论的一种释诗观念，发展为对诗歌及文艺的一种鉴赏观念，实质指文学艺术鉴赏中审
美的差异性。“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达诂”的意思是确切的
训诂或解释。春秋战国时代；赋《诗经》断章取义成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蒲癸曰：……
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这在当时典籍的记载中多不胜数。既各取所需而属“断章”，借
古语以说“我”之情，因此；所引之诗；其义因人而异，所谓“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
旨”（曾异《纺授堂文集》卷五《复曾叔祈书》）。西汉人解《诗》；如《韩诗外传》；亦用此
法。所以说叫做“《诗》无达诂”；所谓“《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文□《抱经
堂文集》卷三《校本〈韩诗外传〉序》）。
在艺术鉴赏中；又由于诗的含义常常并不显露；甚至于“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白居易《与
元九书》）；加上鉴赏者的心理、情感状态的不同；对同一首诗；常常因鉴赏者的不同而会有不
同的解释。所以，“诗无达诂”在后世又被引申为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这一点在中国古文论
中也有很丰富的论述。例如宋人刘辰翁在《须溪集》卷六《题刘玉田题杜诗》中所说的：“观
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交涉。”其子刘将孙所作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说的“古人赋《诗》，
独断章见志。固有本语本意若不及此；而触景动怀；别有激发”（《永乐大典》卷九○七《诗》）。
“各随所得”，“别有激发”，就是讲的艺术鉴赏中的因人而异。此外；象王夫之在《□斋诗话》
卷一所说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
斯所贵于有诗。”以至常州词派论词所说的：“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
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谭献《复堂词话》所说的
“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及《复堂词录序》所说：“侧出其言，傍通其情，触类以
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些论述都在于说明
艺术的鉴赏中存在着审美差异性：同一部作品；鉴赏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以其情而
自得，这在艺术鉴赏中，是常见的事实。即西方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即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也就是法国诗人瓦勒利所说的“诗中章句并无正解真旨。作者本人亦无权定夺”，“吾诗中
之意，惟人所寓。吾所寓意，□为己设；他人异解，并行不悖”（转引自钱钟书《也是集》第
121页）。“其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拆散结构主义’，
亦如椎轮之与大车焉”（《也是集》），实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当然，承认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是必须的，却不能因此否认审美鉴赏的共性或客观标准的
存在，不承认前者是不符合审美鉴赏实际的；不承认后者则会导致审美鉴赏中的绝对相对主
义，同样是不符合艺术鉴赏的历史实际的。
发愤说？？返回目录
中国古代关于优秀作品产生原因的一种说法。亦称孤愤说。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
《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根据自己的切身遭
遇，提出了发愤说。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都是由于作者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重
大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
书》）。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东汉桓谭所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
唐代韩愈所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宋代欧阳
修所说；诗穷而后工；陈师道所说；“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一直到清代王国维所说“物
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巧”，都是这一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宋、元
以后，小说创作日趋繁荣，很多人又认为优秀小说也都是发愤之作。如李贽说《水浒传》的
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发愤之所作”；金圣叹说《水浒传》作者“发愤作书”、“怒
毒著书”，是“天下无道”所激起的“庶人之议”；陈忱说他的《水浒后传》是“泄愤之书”；
张竹坡说《金瓶梅》作者“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蒲松龄说他的《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
等等。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发愤著书确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发愤说就是对这一现象
的概括。所谓“发愤”，虽然是与作家个人的不幸遭遇直接联系的，但实际上却是对于当时不
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一种义愤和批判。这就使得发愤说有了更明确、更深广的社会内容。
文气？？返回目录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文章所体现的作者精神气质。但它的具体内容则在文论各个发展阶段
有不同变化和侧重。
文气概念的渊源 “文气”这一概念来自古代哲学概念“气”。在先秦哲学观念里，“气”指
某种构成生命、产生活力、体现为精神的抽象物，无形而无所不在。古人以为，在天地开辟
以前，世界一片混沌元气，因而天地万物都从混沌产生，由元气构成。而万物之灵的人，则
是元气中的精气构成的。《周易·系辞上》中的“精气为物”；《文子·十守》中的“精气为
人；粗气为虫”，都出自同一造物哲学观念。万物有了“气”，获得生命活力。人的体魄有了“精
气”，不但获得生命，而且具有“神”，便是精神。所以《文子·十守》又说：“夫形者，生之
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认为人的生命寄寓于体魄；构成于元气；受制于精神。
儒家用来解释人死后的神、鬼区别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之者，鬼之盛也”（《礼记·祭
义》），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因而死后有神，离魄为鬼。
春秋时代学者大都重视“气”的社会作用，并认为精气所体现的精神是通过人的心官发挥效
用，主宰行为的。《管子·内业》（郭沫若《宋□、尹文遗著考》认为此篇为宋、尹学者遗著）
说：“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因此，人的道
德要清洁，应“敬除其舍，精将自来”；国家政治要清平；须“正心在中；万物得度”。所以说
精气“内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对个人来说；则“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
内，其大无外”，内心保养这种无形而无所不在的灵妙精气，是至关重要的。儒家解释音乐的
礼教作用；也强调“气”；认为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
盛而化神”（《礼记·乐记》）。因为音乐随着诗、歌、舞，也出于心的主宰，而心是精气寓舍，
体现为神。所以诗歌文辞的明确，取决于深刻的情理；而精神被感化，则由于充沛的元气，
充满生命的活力。这是儒家把哲学概念用于文艺创作理论的较早的阐述。
战国时代，出现了庄子、孟子对立的养气观。庄子认为，专心一志地求道，应不用耳、心听
断，而“听之以气”。因为“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
心斋也”（《庄子·人间世》）。他认为道就是集虚，虚就是气，因此以心听不如以道听，以
道听就应以气听，其实质是把“气”绝对抽象化，要求以虚无待物，绝对无为。孟子则恰相
反。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养的“气”有具体内容：“至大至刚，以直养而
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由于养气而可以“知言”；即能够识破
各种“□辞”、“淫辞”、“邪辞”、“遁辞”（《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孟子是把抽象的“气”
变为具体的思想、充实的精神，具有刚强正直的道义内容。庄、孟的养气观是对立的，但其
共同特点是把“气”这一造物哲学概念发展为思想原则概念，成为指导人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