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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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的一个村，拜上帝会的成员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在1
万余名响应号召的信徒中，许多人实际上已无家可归：一些村社由
于强大敌人的报复，整个村社离乡背井。另外的许多人发现经济
的和村社斗争的压力实在无法忍受，以致他们（男女及儿童）几乎
甘愿焚毁自己的房屋，离开家园。除了这些农户外，还有农村手工
业者、矿工、烧炭工的集团，这些人已脱离了他们的老家，与定居的
社会割断了关系。所有投奔金田的人都把他们在以前生活中抢救
出的一切物品交给公库，这样就先断了退路。①
武装的拜上帝会和其他军事化形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客
家人是整村整村地进行军事化的。他们似乎不像股匪那样脱离家
园而去投靠某一军事集团，而是许多家庭集体（也许包括整个氏
族）迁离故土而去形成新的社会组合，这种组合因与邻居有不可缓
解的对抗，所以是必须要军事化的。对抗原先始于设垒自固和在
社会上孤立的客家村落，现在则表现为与既存秩序的价值观念的
全面疏远。太平天国的教义之所以能为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发展
理论根据，部分是由于原来的队伍已经脱离了它们的社会母体：作
为村社，它们已怀有对新的和更纯洁的村社生活的向往，已产生了
一种共同的前途中的具体利害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村社而不是一
股孤立的武装人员才能发展起来。像他们的正统的对应组织地方
军那样，太平军比第二级的集团具有更坚定的政治倾向性和更复
杂的组织，因此，他们能够更长期地在更大的一块作战地区中维持
更强大的军事机器。
① 罗尔纲：。亨丁顿论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事考释。，载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
丛。（台北，1959年）第1辑，4，第156－160页；。平桂纪略。卷1，第2页。简又文的。太
平天国全史。第1册中有关于拜上帝会会员早期财产情况的详细记载。英文材料参见
弗朗兹〃迈克尔：。太平军叛乱的历史和文献。，第21－50页。
第二节 相互作用和一体化
在以图解的形式概述了叛乱的几十年中对应的军事化等级组
织以后，现在我们务必考虑两个附带的问题：（1）对应级别的正统
形式和异端形式之间的相似点和相互作用；（2）在每个形式或等级
系统内部不同级别之间的垂直一体化的方式。
团和堂：地方组织的有关的和可以转化的形式
堂和团的基本结构的相似点，以及出于假设的意识形态差异
而把它们划分得过于泾渭分明所带来的危险性，可以在湖南浏阳
征义堂的事例中看得很清楚。在离县城十几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位
叫周国虞的有本事的财主，他为自己捐了一顶从九品的顶戴，刚好
沾上了地方名流的边。他还是天地会的成员。他在1834至1835
年创立了征义堂，这是天地会的一个地方分会。堂的领导内部设
勇力、口辩、书算三个职能小组，表示它们承担军事防御、布道吸收
会徒、管理公共财物或救济捐款这三种任务。①
① 。浏阳县志。（1873年）卷13，第9页。
②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13页下。。湖南通志。（1885年）卷75，第
55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2－5页。。清实录。，咸丰，卷81，第
3－4页。
1842年钟人杰在邻近的崇阳的叛乱使得征义堂为村社防御
承担了更广泛的责任。人们会记得，钟人杰的起事促使邻近各县
的名流在武装他们的村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起事影响
了浏阳。征义堂成了最后也许拥有20000人之众、并能动员约
4000名武装民兵的复合联盟的中心。②由于钟人杰的叛乱被镇压
下去后地方治安依然是一个问题，征义堂及邻近的复合体仍维持
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当太平军在1852年秋抵
达湖南北部时，浏阳社会仍分成许多地方防御联合组织。
太平军在湖南南部的那个夏季时间，在征募天地会成员参加
他们事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他们围攻长沙时（1852年10
月13日至11月30日），当然仍继续征募。太平军中的天地会成
员无疑清楚邻近浏阳的周国虞的村社力量，所以太平军的领袖们
及时地写一封信给周国虞，要求他动员其追随者并参加叛乱。但
在周答复以前，他的宿敌和对立防御组织的头子，一个叫王应蘋的
生员得知太平军写信给周之事，就向官府告发了他。
这时周国虞被摆在他面前的前景吓得不知所措。他明白无误
地认定，他本人及其民兵离开家园跟随太平军走吉凶未卜之路将
会得不偿失。所以他这时妥协了，并赶紧加强与旧秩序的关系。
他于是派侄子率领一支300人的分遣队进入县城，表面上是保卫
监狱和官仓，实际上是抢先取得合法民兵组织的地位。但这时周
国虞渐渐不能控制局势。与许多氏族有联系的征义堂的规模此时
已发展得不易管理。周国虞的两个信徒曾世珍和邓万发动员了武
装人员，焚毁了充当王应蘋的团练本部的一座地方书院，并把王本
人杀死。然后暴徒们掠夺并摧毁了周围的富户。①知县诚恳但无
效地请求周围农村的绅士出面在结仇的集团之间进行调停，但被
曾、邓二人所迫，接受了他们增派一两千人守卫县城的提议，这样
征义堂就可以不受上级官员的惩处和受害邻居的报复。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5页。。浏阳县志。（1873年）卷13，
第9页。
现在，征义堂的安全决定于清军与太平军交战这件大事，但一
旦长沙解围，太平军离开，苦恼的浏阳绅士就又去寻求和接受外界
的援助了。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任顾问，他写
信给江忠源指出，为了打垮征义堂，应对其一般成员进行大赦。这
个组织现在已很大，也许拥有武装徒众4000名，但其中许多人并
不真正想叛乱。对整个征义堂不分清红皂白地进攻，就可能驱使
为首者和追随者更紧地抱成一团，而这时所需要的却是分化他们。
最后，这一政策占了上风。刚刚成功地在附近的巴陵平息了一次
叛乱的江忠源率军进入浏阳。在宣布只惩办征义堂首领们以后，
他得以击败叛乱的铁杆分子，并发给其他人。良民牌。，把他们遣送
回家。周国虞逃走，但在次年被抓获和处决。①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5－9页；。湖南省志。（1885年）卷
1，第35页。
② 。湖南通志。（1885年）卷79，第55页；。清实录。，咸丰，卷81，第3－4页；左宗
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6页。
征义堂之所以难以归为何类，是因为它在公认的社会秩序中
存在了将近20年，而且自1841年以来它已在十分体面的基础上
进行了地方军事化。实际上它与附近的其他许多复合组织不能区
别。几种可靠的材料证实，它被承认是复合的团：1885年的。湖南
通志。说它原为。团。；湖南巡抚张亮基在一份奏议中声称，它的成
立，是出于村社防御这一完全合法的目的；左宗棠显然由于笔误，
甚至在它攻打王应蘋的组织后，还称它为团。②
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被纯粹是形式上的差别所迷惑，这里所指
的拥有几十个村的复合组织，它能够在低水平的军事化基础上动
员4000人左右，并且与附近的类似的集团结了深仇。在湖南北
部，作为地方防御集团的堂还没有明确的异端涵义。发生的情况
似乎是，1841至1842年的危机导致堂的活动的扩大和一个庞大
的复合组织的形成，其追随者大多数根本不是秘密会社的成员，他
们不过是在地方防御中接受了征义堂的领导。周国虞与天地会的
关系对他在地方民兵中的领导权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重
要的是他作为复合组织头目的村社地位（在许多方面与附近地区
的团无法区别），这个地位他显然不愿因投奔太平军而丧失。但这
种多氏族组合的内部纽带是松散的。周国虞不能控制结盟氏族的
领导集团，结果因狂热分子邓万发和曾世珍领导暴民对敌对的王
氏组织的无法无天行为而受害。左宗棠知道周国虞的秘密会社关
系，但一度甚至建议知县与周秘密合作，以便抓获邓、曾二人及其
追随者（左宗棠认为在征义堂中他们不会超过数百人）。①
从征义堂的事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防御地方的复
合组织，因为它内部的凝集力松散和缺乏共同的政治倾向性，会与
已存在的秩序发生冲突。其次，在第一级正统的和异端的集团之
间，其地方军事化的性质并无泾渭之别。像周国虞那样的秘密会
社首领能组织一个多少与邻近集团的复合组织不能区别的复合防
御组织，并且因此臵身于本地环境达十多年之久，这个事实说明，
堂和团这两个名词用于结构上不能分辨、政治倾向不易确定的组
织时，其区别实际上常常是表面的。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7页。另一个材料则说左宗棠不那
么妥协；见王定安；。湘军纪。（1889年）卷2，第1页。
记载中有大量关于第一级组合政治性质模糊不清的实例。捻
军叛乱的基础是被属于白莲教的秘密会社首领渗透或唆使的复合
团。但在起源方面，这些复合的组合似乎不能与正统类的团相区
别：它们是周围设墙的村落，为了自卫而发生联系（常常由绅士领
导）。像华南的地方防卫组织那样，淮北捻军的村社的最初军事化
也常常始于村落间的世仇。这些叛乱联盟与标准类型的农村军事
化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记载捻军叛乱期间山东军事行动的一
份材料中收了论述。团匪。的专著。①在南方，团的忠诚摇摆不定，
它们在结构上与堂如出一辙，这些情况使地方官员与后来的官方
修史者都迷惑不解。一位编史者写道：。明为团，暗为逆。。②有些
组织自我标榜为团，却参加了秘密会社，以致使它们与堂不能区
别。另外一些组织由于与官府发生冲突，就由团变为堂。有人推
测，有些与官府和解的堂，相反地在记录中被列为团。③
① 。山东军兴纪略。（上海，1879年）卷22。蒋湘泽：。捻军叛乱。，第16页。
② 。堂匪总录。卷1，第1页。
③ 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载。近代史资料。第1期，第17页（1955年），关于唐
聘三之例；。股匪总录。卷1，第8页，关于李锦贵之例。
④ 罗尔纲：。张嘉祥考。，收于他的。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第140－145页；。清
实录。，咸丰，卷32，第6页；卷35，第2页。周长森：。六合纪事。，转载于向达编：。太平
天国。第5册，第160页。
在军事化的第二级中，有些具体集团的性质也常常可以转变，
而且是模糊的。由于这些集团已经脱离正常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联
系，时机在决定它们何去何从时可能是决定性的。许多匪首由于
获益更大或前途更光明而倒向忠君的一边。清朝最著名的将领之
一张国樑（原名嘉祥）最初是广东的一个小商人。他被一个对手诽
谤和搞垮，于是销声匿迹，往西迁移，在广西露面时他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