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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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国樑（原名嘉祥）最初是广东的一个小商人。他被一个对手诽
谤和搞垮，于是销声匿迹，往西迁移，在广西露面时他成了飘忽不
定的天地会的最凶恶的匪徒之一。1849年，一名地方的清朝将领
收买了他和他的几百名追随者，把他们吸收到忠君的军事体制中。
他的勇敢和无情把他推向高级指挥岗位，于是他成了太平军最顽
固的敌对者之一。除这类事例外，还有许多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例
子。地方绅士或官员征募的一股股勇一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
为如果他们因任何理由而被遣散，出于需要他们就可能转为盗匪
或去造反。④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最高级的军事化中，跨越政治
界限的情况相对地说是很少见的。虽然有个别变节的事例，但忠
于信仰的程度显然很高，足以把政治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
纵向的一体化和全国性名流的作用
虽然我们用了。对应等级组织。这一名词来描述不同级别的正
统的和异端的军事化形式，但是很明显，正统军事化的纵向一体化
的凝聚性和持久性却要强得多。从村落和多村落组织直至地方军
一级，正统名流之间的联系能够成功地保持下来。对比之下，对立
的一方在以一个有效的、可以在各级社会上争天下的等级制度对
相应的名流进行约束方面，却远没有那么成功。当然在这方面存
在一个疑问，即这些明显的差别因文献材料的类型和数量的不同
而被夸大了。在正统名流掌握的许多资本中，有一项是文字，而文
字记载主要是关于正统等级组织的报道。此外，由于忠诚和统一、
庇护和依附都是要加以提倡的价值观念，这些报道必然会多少美
化我们掌握的正统一边的一体化的情况。但是即使把这类歪曲考
虑在内，重大的差别依然存在。
当首先考虑把异端一边的不同级别结合成整体的困难时，关
键性问题的当然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与华南华中的主要秘密会社
集团天地会的首领们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这个集团是最低
级的异端军事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正如许多研究著作所指出
的那样，拜上帝会和天地会之间的早期合作并没有长期地维持到
太平天国在永安改组之时，并且从1853年起，太平军领导集团表
现的与秘密会社合作的兴趣就小得多了。通过罗大纲等在太平天
国任高级职务的少数天地会首领的斡旋，的确也存在天地会起事
在某种程度上与太平军的计划互相协调的事例。在运动的初期，
天地会的一些团体是征募兵员的极佳的来源，偶尔还有大的队伍
离开家乡去与太平军会合。但是天地会和太平军领导集团之间的
持久合作的证据为数甚少。特别是在低级的异端集团本来可以提
供地方治安和经济支持的太平军占领区，也没有迹象表明太平军
和秘密会社的首领们能在一起进行任何长期类型的合作。的确，
有过在象征性的水平上把双方的运动搞在一起的努力，一方的领
导集团根据另一方所用的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地位。一些保存下
来的天地会宣传活动的残余材料，把太平军的领袖们说成是被一
个合法的明代继承人。册封。过的人；同样，太平军力图通过在文告
中使用传统的天地会的头衔，以争取天地会成员的忠诚。①但是，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这类宣传在任何值得一提的方面反映了活生生
的现实。虽然太平军有时能够与没有参加过秘密会社的土豪结成
特定的同盟②，但他们与天地会集团结盟的记录却是不引人注目
的。
① 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北京，1959年），第246－266页；萧一山：。非宇
馆文存。（北京，1948年）卷7，第20－24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上海，1950
年），第231－238页。
② 见浙江诸暨何文庆的事例。何为一个冒险分子，在1861年带了他的一批战士
投奔太平军。何曾为官方庇护下的。团练。首领。。诸暨县志。（1908年）卷15，第15页；
。黄岩县志。（1877年）卷38，第24页。
的确，有种种原因可以解释太平军和地方的异端集团为什么
不能有效地结合以建立一个可以与正统名流等级组织相对抗的军
事等级组织。原因之一是天地会成员的坚定的立帝的要求：在和
平时期这种要求是一种秘密的和仪式上的常见的表现，而在19世
纪就转变成一种强烈的复明主义，最后则出现了明朝的伪帝和年
号。虽然太平军喜爱明朝的习俗和发式，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宗
教启示使他们远远超越了复明的幻想。虽然太平军和天地会一致
痛恨满洲人，但他们都不能迁就对方对未来的看法。有人甚至提
出，天地会成员由于在中国农村的生态环境中生存非常习惯，所以
对未来没有令人信服的和始终如一的看法。恰恰在这里，我们可
以看出太平天国运动独特的力量及其内在的弱点。拜上帝会的叛
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清代统治后期特有的许多民族－语
言问题的叛乱之一。广西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冲突，像贵州、湖
南等地的苗族和汉族之间的冲突那样，因一个经济危机而加剧，这
一危机推动了数量激增的人口去争夺面积不多的可耕地。在压力
下，社会倾向于坚持原来有缺陷的路线：按民族和语言的差别来分
割华南和华中。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
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
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
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
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以太平军的社会关系从此便一直具
有他们广西农村出身地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虽然他们能够吸引众
多无基业和被剥夺财产的人，但他们甚至不能表现出那种必要的
策略性的容忍态度，以与本身也扎根于中国农村的地方异端集团
形成稳定的共事关系。造成他们不肯妥协的政治空想主义的这些
因素，还使他们在打天下时难以找到盟友。
正统一方的军事等级决不是只依靠共同的世界观和意识形
态，而是产生于一个从农村一直伸向帝国首都的错综复杂的个人
关系网络。这些个人关系又转过来与名流们赖以控制中国社会的
机构和制度结合在一起。如上所述，复合的团通常是由于名流们
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某些情况下，它无非是复合组织规模上的
名流的一般联合组织的一个方面。刘于浔的南昌组织的例子清楚
地说明，这类关系可以用来构成一种第一级和第二级军事集团相
互作用的军事体系。当我们就这些集团如何与第三级集团（如湘
军）相互作用提出问题时，我们就涉及了一整套直达名流社会顶点
的个人联合，这类联合是在中华帝国官僚集中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其中作为科举制中心的北京起了主要作用。中国文人趋向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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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左宗棠
郭嵩焘
罗泽南
胡林翼
江忠源
刘长佑
刘坤一
王 錱
李鸿章
刘 蓉
师生
同年或把兄弟
亲戚
地方的或北京的交情
特点使他们具备一种远远高于其异端敌手的组织能力，全国性名
流中湖南人的组织便是例子。
湘军的指挥结构依靠已存在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重要性
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如图表8所示，由于亲戚关系、学术上的交
往和传统的庇护与效忠方式，湘军的主要将领们关系密切。通过
领导集团，人们就可以更深入地对这种纠缠在一起的相互关系进
行探索。
图表8 湘军将领和参谋中原来存在的关系
材料来源：。曾文正公全集。，。年谱。；。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王壮武公遗
集。，。年谱。；。罗忠节公年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记。
湖南名流的紧密的一体化是清代的书院制度和贯穿于整个官
场的庇护与效忠网络的产物。对名流们相互关系的考察显示出这
两种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许多名人通过他们与前一代的两位杰
出的士大夫陶澍和贺长龄的关系而连接起来。左宗棠和胡林翼都
与陶澍有姻亲关系。左宗棠与陶澍关系甚密，曾当过陶澍之子的
老师。左一度曾在贺长龄的弟兄贺熙龄在长沙办的城南书院上过
学。通过他与贺家的关系，左宗棠一定认识贺长龄的可靠的助手、
学者魏源；可能部分地由于魏源的建议（同样还有胡林翼的荐举），
左宗棠约在1839年被引见给魏源之友林则徐。罗泽南因与贺长
龄有亲密的友谊和当过贺长龄儿子的老师，也与贺家有关系。在
京师，湖南集团以曾国藩为中心，也显然以左宗棠的弟兄左宗植为
中心。江忠源在官场连续擢升要归功于他们俩人。在北京的湖南
学者圈子中形成的友谊——如江忠源和刘长佑之间的友谊——至
少与把这些人结成金兰关系的地方纽带同样重要。曾国藩通过在
长沙岳麓书院形成的同窗关系而与湖南的同代人有了来往，与罗
泽南因联姻而有了关系，与胡林翼因共同效忠于吴文镕而有了交
情。
对这个名流集团使用。全国性。而不用。省级。这一名词的原因
有二：首先，这一集团的内部关系取决于全国一级的官僚－学者体
系；其次，这一集团能够跨越省的界线而与其他省的名流联合。曾
国藩和刘于浔之间的金兰关系就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湖南
和江西之间的休戚关系，对于曾国藩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于曾国
藩把江西的财政资源吸收进他的金库的努力来说，是很重要的。
当然，最明显的是李鸿章与安徽名流的例子，后者通过李鸿章早期
在北京作为曾国藩门生这一关系而与湖南集团联合起来。北京是
培植和加强省际纽带的地方，其方式是通过各省会馆（何炳棣译作
Landsmannschaften）的活动。它又是一个扩大人们的交际的地方。
曾国藩在北京时对会馆事务的管理当然是很积极的，但是他结交
朋友的范围远远超过了湖南集团。他的知己中有广东、广西、浙江
等地的学者。在他的门生中当然有许多湖南人。但是他还有相当
多的门生是四川人（他曾在那里监考过乡试，因此收了门生）和其
他省的人（像李鸿章）。如果他在1852年按计划负责江西的乡试，
他也会在那里收一批门生。①
① 。曾文正公家书。，第77页（1844年6月27日的信）。
② 关于湖南的宋学，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1957年），第569－595页；关于岳麓和城南书院，见。善化县志。（1877年）卷11，第40－70页。
关于为什么湖南的名流首先成功地形成等级军事化这一问
题，我们只能提出设想。部分的答案一定是湖南集团中某些人的
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湖南，。汉学。的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统
治地位始终没有像在长江下游诸省那样稳固。因此，到19世纪初
期，湖南对宋代伦理哲学的兴趣的恢复能够取得相当大的势头。
这种恢复影响了一大批学者－活动家：从白莲教叛乱时期的严如
熤起，以后有贺长龄和陶澍，直至曾国藩。曾国藩和他的圈子受到
了一种强调自我修养及社会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