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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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应天皇帝，韦后称顺天皇后，也无非假借天命以神化皇权。刘知几久在史
馆，深知这一套神学把戏的实际内容，他反对以神奇传说和真实史事的混乱，
这不只是对天上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地上的批判；不只是对神学的批判，
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批判而折射出对政治的批判。
刘知几在史通卷十九著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用文献学的
方法指出五行志对灾祥徵应的牵强附会，实际上就是对五行学说代表作的集
中的批判。五行志错误篇运用逻辑的矛盾律批判道：
“其释‘厥咎舒，厥罚恒燠’，以为‘其政弛慢，失在舒缓，故罚
之以燠，冬而亡冰’。寻其解春秋之无冰也，皆主内失黎庶，外失诸侯，
不事诛赏，不明善恶，蛮夷猾夏，天子不能讨，大夫擅权，邦君不能制，
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卫霍二
将军穷追单于，斩首十馀万级，归而大行庆赏。上又闵悔勤劳，遣使巡
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郡国有以
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闻。于是天下咸喜。’按：汉帝，其武功文德
也如彼，其先猛后宽也如此，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而无刑罚戡定之功
哉？何得苟以无冰示灾，便谓与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违，岂其
甚耶？”
五行志杂驳篇对于董仲舒的判断失理指责说：
“春秋：‘昭公九年，陈火。’董仲舒以为：‘陈夏徵舒弑君，楚
严（庄）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因灭陈。陈之臣子毒恨尤
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案：楚严王之入陈，乃宣十一年事也，始
有蹊田之谤，取愧叔时；终有封国之恩，见贤尼父。‘毒恨尤甚’，其
理未闻。又案：陈前后为楚所灭者三。始，宣十一年，为楚严王所灭。
次，昭八年，为楚灵王所灭。后，哀十七年，为楚惠王所灭。今董生误
以陈次亡之役是楚始灭之时，遂妄有占候，虚辨物色。寻昭之上去于宣，
鲁易四公；严之下至于灵，楚经五代。虽悬隔顿别，而混杂无分。嗟乎！
下帷三年，诚则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阔哉？”
这两条都指出五行志的论点和所用以说明的史事是互相矛盾的，这就揭露了
有神论对于灾祥的附会是没有道理的胡说。刘知几认为五行志“其失既众，
不可殚论”，以五行去解释历史是缺乏可靠的根据的（本书第二卷页一九七、
八引错误和杂驳各一条，可参看）。
刘知几认为灾祥的存在是属于自然现象的范围，与人事无关。即使有些
灾祥被认为和人事有关，也并没有人能说出一番道理。如果要一一解释，就
难免于欺人自欺了。欺人自欺的论点总是不免有破绽的，所以五行学者的说
法有时是彼此互相矛盾，有时是一人之说而前后不同。史通卷三书志篇说：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则麒麟门而日
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又语曰：‘太
岁在酉，乞桨得酒，太岁在已，贩妻鬻子。’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
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
鹏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锺，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
也。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
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
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
如有旱雩舛候，螟■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摇蛎兔螂�
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徵。昊穷垂谪，厥罚安在？探
赜索隐，其可略诸？
“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近者宋氏，年维五纪，地止江淮，书满
百篇，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况彼春秋之所记也，
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言所略
盖亦多矣。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
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心知其兆者哉？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构
逆当夫昭代；楚严作霸，荆国始僭称王，高宗谅阴，毫都实生桑谷；晋
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斯皆
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
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邪？
“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鶖著青色，负
蠜非中国之虫，鸜鹆为夷狄之鸟，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就加纂
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
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言
无凖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哉？”
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刘知几从世界观、认识论以至逻辑学走向了唯
物主义的道路。由于他运用的矛盾律很成熟，更给有神论以严厉的打击。对
于某些被认为有徵验的灾祥，刘知几也不否认它们的徵验。但他之所以不否
认，只是由于某些个别的或很少数的事例的偶合，而他所否定的却是五行学
者所大量宣扬的原理。有时，他对于灾祥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如说：“怪
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史通卷八书事）。他根据认识论的知识发展观点，说明事物规律在条件不
具备时是难以把握的，因此，人们不能强为立说，如果自然灾变难以说明，
最好阙疑。他说：“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君
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呜呼，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言，受嗤千
载也”（同上卷三书志）。
刘知几反对命定的历史观，主张人定胜天的历史观。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篇：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
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
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
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
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檿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徵褰
与襦，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
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
无讥者哉？
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
‘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
宗之在水浒也，鸑卺健Ａ跣罩谥醒粢玻粤涤诜嵩蟆Ｋ菇�
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
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
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
诫，不其惑乎？
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
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
病者也。”
显然，刘知几认为命运对于历史的变化是不存在的。决定历史上的失败的并
不是灾异，而是自取覆亡的人事。决定历史上的成功的也并不是祥瑞，而在
于有德有才、神武智能的人事。灾祥历来是作为神化封建皇权的灵光圈，但
刘知几敢于从确凿的历史事实出发，并运用了逻辑的推理，揭穿了这种神学
的虚构。
刘知几提出了历史进化的观点。第一，历史是有古今的变异的，历史家
要知人论世：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
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史通卷八摸拟篇）
第二，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甚至古者妄言更多于近世：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
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
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
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
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
之有哉？”（同上卷五载文）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
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
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
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
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
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
信书则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
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矣？”（同上卷
一三疑古）
第三，“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刘知几在史通卷九烦省篇就史书的古今详
略说明这个道理，是一番很通达的议论。他说：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
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
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
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
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
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
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由）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
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
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
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
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
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
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朝廷，
輶轩之使日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徵事于四方，用使华夏必闻，
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培增于春秋也。”
但刘知几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