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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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专门章句之学已经过时了，博学善择是治学的必然途径。元行冲在这
一点上，比刘知几是还要深刻，还要乐观的。
朱敬则善言历史得失成败。所著十代兴亡论，就是专论魏晋以来得失成
败的书，现已不传。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有他的文章两篇，可以略见他的
史学思想。一篇文章是他上武后的疏，疏中说：
“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
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
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
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
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生，
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陆贾、叔孙通之事汉王也，当荥阳、成皋之间，粮馈已穷，智勇俱
困，不敢开一说，效一奇，唯进豪猾之材，荐贪暴之客。及区宇适平，
干戈向戢，金鼓之声未歇，伤痍之痛尚闻，二子顾眄，绰有余态，乃陈
诗书，说礼乐，开王道，谋帝图。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马上得之，安
事诗书乎？’对曰：‘马上得之，可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于是陆
贾著新语，叔孙通定礼仪，始知天子之尊，此知变之善也。
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诗、书而不顾，重攻战之吏，尊首级之
材，。。即晷漏难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续，何二百年乎？
故曰：仁义者，圣人之蘧庐；礼经者，先王之陈迹。然则祝词向毕，
刍狗须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义尚拾，况轻此者乎？”
朱敬则在这里提出：一，历史是变化的，秦帝国时期不同于战国时期，汉胜
利后也不同于楚汉战争时期。二，人事措施的成效，要看对形势适应的情况，
知变者善，不知变者得祸。三，仁义诗、书都是进行统治的工具，有时可以
把它丢开，有时却必须把它拿出来。朱敬则这些提法的时代价值，在于一方
面否定了皇权创造历史的神圣观念，又一方面不讳言皇权的一切措施都是为
了取得及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这和刘知几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普遍
性，不是同一主题，但在肯定他们一切为了权利这一点上，精神上是一致的。
朱敬则更多地注意了客观的形势尽管又强调了形势已变政策就决不能不变。
在这一点上，朱敬则比刘知几还要前进一步。
朱敬则另一篇文章是五等论，是论五等爵的存废问题的，他在这篇文章
中，用历史的时代观念分析春秋前后，秦汉及汉魏之际的不同形势，指出五
等制度在后代不能存在的理由。他指出，春秋以后，“疾走先得者为上，夺
攘知命者为能”，以至“魏太祖曰：‘若使无孤，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明窃号议者触目皆是，欲以此时开四履之祚，垂万代之封，必有通车三川以
窥周室，介马汾隰而逐翼侯。”这就是说，在后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越来越
激烈的时候，这种制度是不可能实行的。
从上面的叙述看来，尽管我们对于刘知几的这些朋友的思想所能据以论
断的材料并不太多，但这里可以断定，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学派，并且是一个
具有进步思想的学派，了解这一学派的特点，对于八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是有
帮助的。
第六章 韩愈李翱排斥释老的政
治理论及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
第一节 韩愈在唐代“党争”
中的依违态度及其悲
剧的政治命运
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活动的时代是中国封建主义发展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一方面封建主义统治阶级的“品级联合”重新编制，并由
法律予以固定；另一方面在统治者内部也发生了新的矛盾，这就是在第一章
所论的封建专制主义既在巩固而又有危机的历史情况。该章所详论的三次政
治斗争，都通过皇权所拟制的“品级联合”而表现出庶族地主集团与豪族地
主集团的阶级背景。不论二王、刘、柳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或杨、元和刘、
卢的党争以及牛、李党争，都应从这样的阶级背景去研究。
当时一切著名的历史人物几乎无不依此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的开展而表
示其自身的政治倾向或党派性。有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倾向于此方，有的政治
态度明显地倾向于彼方，也有的在依违两者的表面下而实际倾向于一方，也
有的在游离两者的表面下而实际倾向于另一方。韩愈在当时两大集团政治斗
争中的政治态度是怎样表现的呢？我们说，他是在依违两者的矛盾中，而实
际依附于豪族地主集团，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
在韩愈前期的政治生活中，唐代“党争”达到这样的高潮，即二王、刘、
柳集团与宦官刘忠言相结纳，爆发了一次有名的政治革新运动，而宦官俱文
珍（即刘贞亮）则纠合了守旧势力，和革新者展开激战，并击败了革新者（参
看下章）。史称：
“〔牛〕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
定。。。忠言素儒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同；唯贞亮乃与之争，
又恶朋党炽结，因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劝
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帝纳其奏。贞亮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
王涯至金銮殿，草定制诏。太子已立，尽逐叔文党。”（唐书卷二○七
宦者传）
韩愈所依附的正是俱文珍。贞元十三年韩愈曾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
对俱文珍歌颂备至。贞元十九年，韩愈被贬至阳山，这次贬谪，经宋人方崧
卿考订，并非如唐书本传所说的，是由于“上疏极论宫市”，也不是如洪兴
祖年谱所考的是由于上疏论宫市与上疏言天旱人饥二事，而是由于二王、刘、
柳革新集团对他的政治性的摈斥：
“公（韩愈）阳山之贬，寄三学士诗叙述甚详。。。公诗云：‘或
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
才俊，偏善柳与刘（柳宗元与刘禹锡），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
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
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王之党已成，是年补
阙张正买疏谏它事，得召见，与所善者数人，皆被谴斥，意公之出，有
类此也。忆昨行云：‘伾、文（王伾、王叔文）未揃崖州（韦执谊）炽，
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洪兴祖：韩子
年谱，方崧卿按语）
后来韩愈作顺宗实录，爱憎分明，对俱文珍多加褒辞，而对二王集团则
充满着敌意，例如，其中写道：
“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
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
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
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裴垍（垍当作均）、严绶等笺表，而中
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按人名有误）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
心怨猜，屡以启上。”（卷四）
因此，我们如果把韩愈歌颂俱文珍、见摈于二王、刘、柳集团以及其著顺宗
实录时对此次政治革新所持的态度联系起来看，则韩愈前期在政治上依附豪
族地主集团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就不难理解了。
在韩愈后期的政治生活中，牛、李党争已由李逢吉、韦贯之与李吉甫（李
德裕父）裴度的纷争揭开序幕。在纷争中所牵涉的问题之一，即为对藩镇的
用兵问题。李吉甫裴度一派，即后来成为李党的豪族地主集团，主张用兵；
李逢吉、韦贯之一派，即后来成为牛党的庶族地主集团，则主张息兵，史称：
“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划欲定两河，方欲
出师而卒。继之（武）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
非。而韦、李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李）德裕于元和
时久之不调，而逢吉、（牛）僧孺、（李）宗闵以私怨恒排摈之。”（旧
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韩愈直接参加了这一纷争，与豪族地主集团共进退。事实经过是这样的。
当裴度力主对淮西吴元济用兵，而韦贯之李逢吉一派反对时，韩愈上论淮西
事宜状支持裴度，由此为韦、李等人所深恶，见抑不得升迁。李翱的韩吏部
行状载：
“上（宪宗）将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诸军以视兵，及还，
奏兵可用、贼势可以灭，颇与宰相（当指韦贯之）意忤。。。朝廷之贤，
恬于所安，以苟不用兵为贵，议多与裴丞相异（当指韦、李一派的庶族
地主集团）。唯公（韩愈）以为盗杀宰相（指武元衡）而遂息兵，其为
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见论淮西事宜状）？
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书舍人，赐
绯鱼袋，后竟以他事改太子庶子。”（李文公集卷一一，唐书韩愈本传
所载与此略同。）
元和十二年，韩愈从裴度征淮西。大约即在此年，韩愈作为宰相贺白龟状，
他说：“蔡者龟也，今始入贼地而获龟者，是获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
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帅而得地也。。。此象既见，其应不远。”平蔡后，他
随裴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接着他奉诏撰平淮西碑，对裴度歌功颂德，
结果以碑辞不实，宪宗令磨愈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事情最后
就这样很不体面地结束。由此可见，韩愈后期在用兵、息兵的党争中直接和
豪族地主集团站在一起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
韩愈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中所表现的党派性已如上述，这里我
们还须指出，他又和一般的豪族地主阶级有些区别，因为他的政治态度在某
些方面表现出依违的倾向。
韩愈的身世和社会地位都接近于庶族地主；他曾循着这一阶层所采取的
以文章为仕途阶梯的一般途径为自己谋求出路；他也和这一阶层有广泛的联
系，并且和这一阶层政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人物有一定联系。现在根据史实，
就这些方面择要略述如下。
韩愈生三岁而孤，就养于宗兄韩会。韩会正是庶族地主集团首脑人物元
载的党人，因了与元载厚善，坐元载党，贬至韶州。韩愈祭嫂说“年方及纪，
荐及凶屯，兄罗谗口，承命南迁”，复志赋说“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
南迁”，即指韩会被贬事。
在以元载为首的庶族地主集团中，韩会是颇有声望的文章家。柳宗元在
先君石表阴失友记中称韩会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柳
柳州全集卷一二）。韩会对韩愈无疑是有影响的，宋王銍曾指出：“观文衡
（韩会作）之作，益知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
甚矣其似会也。。。会兄弟师授伟矣。”（韩会传）这里所说的显然有所夸
张。我们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所谓文以载道、推尊六经的议论并非韩会所
孤鸣先发，而是当时古文家的共同主张，韩愈与韩会年代相接，又同出于一
宗，在时代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