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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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5］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四岁［6］，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意，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言，凡是“送终”的人到“转煞”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稳，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罢了。［7］
我想，周作人的回忆，大约是准确的。但也许过于冷静，便少了鲁迅那样的艺术化的幻觉。死，对鲁迅而言，太刻骨铭心了。倘若是自然的衰老，那自当别论。而父亲多半是气淤于身，又被庸医所误，加之家道中落，他内心的焦灼与苦痛，是可以想像的。从祖父下狱，到父亲的死，许多年间，周家蒙受了太多的不幸。人只有在被抛入绝境与社会底层，大概才会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炎凉世态。一般的少年，是不会过早地有这种黯然的记忆的，而惟有鲁迅，似乎早早地经历大的苦难，受深的折磨。他后来的性格的形成，从早年生活中，都可以看到一点投影的。
这一切，周作人都再清醒不过了，但道理上通晓，而在情感方式上，却是有差异的。人们在直面同一件事物时，其经验是如此不同，人与人的难以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三味书屋，颇有些名气，这是鲁迅在文章中写过的缘故。很奇怪，周作人写了那么多关于故土风情的文字，却没有一篇比得上其兄的。细想一下，周作人有的文章，写得也确实美，即使是到了晚年，写孩提时的故事，文字依然老到、精致。但总觉得周作人是远远地回首，仿佛一个道人，对旧迹不过朦胧地眺望一下而已。而鲁迅则相反，他燃烧在那里，文字中是生命的光热，可把读者也引到其中一同燃烧。这很不简单，周作人当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鲁迅进三味书屋学习，是1892年。此前，他随亲属周玉田读过《鉴略》，看过《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和《花镜》等书籍，并抄过《鉴湖竹枝词》一百首。入私塾前，鲁迅曾随从过两位远房叔祖读书，开蒙并不算晚。周作人正式上学比哥哥要迟几年，去的也是三味书屋。关于此事，兄弟二人的回忆，我以为很是有趣。鲁迅不愧是小说家，几笔之中，师生的形态便跃然纸上；周作人要细得多，注重的是叙述，而不是形象的描述。虽然教书的先生水平有限，但所学的内容和管教之严，无论如何对日后两人的成长，均影响不小。
私塾所学的，是儒学的基本知识。但那些过于成人化的知识表达式，对孩子来说，是滑稽可笑的。钱理群先生研究周氏兄弟早期学习时，这样描述道：
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13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很不相干。”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8］
三味书屋的教育十分刻板，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严格。《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已把早期教育中的苦乐写尽，形象已极。《知堂回想录》亦有较清晰的介绍。周氏兄弟对中国旧式教育的态度，我们在此可见其一斑。在两人的记忆里，似乎均对课外学习以及民间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许，正是那些非正统的、弥漫着乡间民俗与自然之力的世界，才更可唤起少年的快愉吧。鲁迅周作人后来对儿童文学的大力提倡，对野史与民俗的钟爱，或许是早期经验的流露？且看鲁迅对自由学习的情形是怎样的依恋：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灰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9］
这是少年对枯燥的私塾学习的天然的反抗。他们先后遇到几位老师，唯三味书屋的寿先生，尚留下较好印象。但旧私塾的管教方式，确乎有悖少儿的身心健康，那无想像力、无色彩的灌输方式，对儿童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后来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讥讽教师的行径，和早年对僵硬的教育制度的反抗，是很有关联的。
那时，除了正轨的私塾学习外，兄弟二人差不多把精力全部用到了杂览和童话游戏类的活动中。这一点，祖父对二人的宽容的学习方式的熏陶，也起到了作用。周介孚是主张孩子读些小说的，这很不简单，先导之以形象，后寓之于理，很符合少儿心理的发展。兄弟二人后来对古典小说、戏曲所以念念不忘，我想，这便是对私塾教育失望的一个反证。所以周作人在叙述少年时的学习生活时，对鲁迅浪漫的精神追求，刻骨铭心：
在乙未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像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共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10］
如果不是周作人记下了这逝去的一瞬，我们对鲁迅的少年的理解，会很简单的。明乎此，便会理解他为什么对《山海经》、对社戏、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偏爱，而对孔孟儒学本能的反感。虽然，私塾给予了他们中国式的情感与认知习惯，但最迷人的，却是儒教以外的东西。这其中可琢磨的内容的确很多。
鲁迅15岁那年开始记日记，周作人记日记时是14岁。可惜长兄的日记已佚，详情难考。但周作人的日记却保存了下来，使我们终可以窥见那时兄弟间的活动痕迹。我曾经想过，如果一个人，持续终生地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其中多少有些“自恋”意识吧。至少从周作人早期敏感细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那些平淡的文字间，我常常可以读出少年朦胧的、新奇而略带忧戚的情感。他们后来选择文学写作，这种早年的自我训练，是起到潜在作用的。读周作人那时的诗文，我很是惊异于他的才气，那种古雅的情思、多虑的目光、济世的抱负，即使在现在的少年人中，也是少有的。
早期记忆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杂览。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浏览了诸种小说、诗文。《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读得很用心，而《聊斋》、《毛诗品物图考》、《山海经》、《玉芝堂谈荟》、《鸡肋编》、《南烬纪闻》、《扬州十日记》、《蜀碧》、《立斋闲录》等，也读得兴致浓浓。绍兴是有读书传统的地方，杂记、野史之类的书籍要找到并不困难。鲁迅那时读书很勤，也渐渐对绘画艺术产生兴趣。杂览的结果，便是对正统文化之外的、有民间情趣与人间情怀的文化精神，渐有了解。鲁迅慢慢养成了抄书藏书的习惯，这也传染给了周作人。抄书与绘画，对少年人的心性，是有所陶冶的。周作人后来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曾有所记录：
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这并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乃是普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谱。最初买不起书，只好借了绣像小说来看。光绪癸巳祖父因事下狱，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里，住在皇甫庄，是范啸风的隔壁，后来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渔的娱园的厢房。这大约还是在皇甫庄的时候，豫才向表兄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叫作吴公纸的一种毛太纸来，一张张的影描，订成一大本，随后仿佛记得以一二百文钱的代价卖给书房里的同窗了。回家以后还影写了好些画谱，还记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描了一半暂时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豫才扯去另画，祖母有点怅然。后来压岁钱等等略有积蓄，于是开始买书，不再借抄了。顶早买到的大约是两册石印本冈元凤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这书最初也是在皇甫庄见到，非常歆羡，在大街的书店买来一部，偶然有点纸破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掉换，至再至三，直到伙计烦厌了，戏弄说，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掉换，乃愤然出来，不再去买书。这书店大约不是墨润堂，却是邻近的奎照楼吧。这回换来的书好像又有什么毛病，记得还减价以一角小洋卖给同窗，再贴补一角去另买了一部。画谱方面那时的石印本大抵陆续都买了，《芥子园画传》自不必说，可是却也不曾自己学了画。此外陈淏子的《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书，是用了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那里得来的。家中原有几箱藏书，却多是经史及举业的正经书，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买添，我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