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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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是同盟会员中的一个好打手，在日本保皇党开会时，常由张一马当先，跳上台去把保皇党说话的人拉下台来。国民党老人说，张继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对孙中山说，袁世凯早晚必叛民国；如果他做了国会议长，就有资格容易见到袁，必要时可以对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为国除害。中山先生见其志可嘉，乃叫党人投张继的票，做了参议院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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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侍佣周妈
王湘绮的夫人去世后，王想把女佣周妈正位中宫，但两个儿子不答应。好在当时周妈名气很大，王到东到西，一定要带上她；有人请客，也要连带请上周妈。王到北京，坐着马车拜客，也有周妈陪同，周的名片上写着：“王氏侍佣周妈。”
清末民初，吴虞以“打倒孔家店”口号名动一时，其本人专制作风之烈亦可一叹。吴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他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民国时期，政客徐光弼与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将赛金花介绍给后者，魏倒也凑趣，说：“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新鲜。”他与赛金花十分投缘，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劝魏，好端端的别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属于我，有何不可？！”
田桐为人偏激。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后，他认为同梁启超的争论是“无味之口角”，是降低了革命党人的“价值”，是“耻辱”，提出应以暴力手段对付之，“力不足以诛梁启超者，任之可耳”。到宋教仁要实现“政党内阁”，提议取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合组为国民党时，他力加反对，“拍案痛骂”，使会议无法进行。后见孙黄同意，才不再坚持，而变为国民党实现政党内阁的勇士。在国会里他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议员，发言不到三句就拍桌子，扔墨盒，大叫大嚷，被人称为“田三句”。在竞选活动中，他为拉选票到处奔走，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以手枪相威逼。
民国初，民国政府与逊位大清帝国之间往来较多，遗老们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一次，孙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给老友问怔了，梁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人围在中心。孙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1912年6月，唐绍仪辞职，陆征祥代理总理，继而奉命组阁。他向参议院提出补充六个阁员名单，亲自到会宣布“政见”，开口便讲“补充阁员名单”好比“开菜单作生日”，使全场哗然，成为笑柄。至于“政见”，一句话也没说。议员们对他大失所望，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阁流产。
民国期间，曹锟唆使张绍曾以内阁全体总辞职、军人索薪等手段驱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将总统大印秘藏。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警上火车索要总统印信。黎问：“我不把印信交出来。你敢把我怎么样？”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总统在车上仔细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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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曹锟当上了总统，却因内外交困不能施展其总统的威风。他对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手下人都暗笑他是“自己拼着老命要来活受罪。”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因此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益。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太炎先生很以为奇，到黄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呢？”太炎说：“到北京找刘申叔（师培）吧！”他答：“暂时尚不想去北京。”太炎说：“浙江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也去不了。”太炎说：“那么怎么办呢？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才认真地磕了一头，算是拜了师。
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们还怎能托福？！”溥杰听了不但深觉失言，而且是失了“当爷”的体统。
阎锡山曾被袁世凯召见三次，有人问他袁是什么样子，阎说：“我……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他的靴子。”表现得极其懦弱驯服，连袁世凯都被感动了，于是他这个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来。
孙岳是明末宰相孙承宗的后裔，常对人说他是天生的革命党，不反清做什么。孙家是高阳世族，孙岳在北方革命党中也是有名的，故袁世凯背叛革命后，袁的爪牙四处捉他。一天，孙突然光临何遂处，青衣毡帽，乡下佬打扮，神色慌张。何遂问他何以如此狼狈，他说：“家乡呆不住了，袁世凯要杀我。”何劝说：“这里有的是关中豪杰，你不用怕。”孙不安心，在华山下找了一间土房子，去做隐士了。
陈家鼐兄弟都爱吹牛皮、出风头，他们头上都长着癞子，尤以家鼐为最，一些人都叫他陈癞子。1912年他毛遂自荐，冒充上海某报的驻汉通讯员。他开头第一次专电云：“陈家鼐某日抵汉，与黄克强同车出游，沿途观者数万人。”报社的编辑照原文把它披露在报上，只在括弧中加一注云：“看你的癞子。”阅者大笑。
黎元洪、段祺瑞交恶，黎大感耻辱，曾说：“昔受项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树铮等毫不把黎放在眼里。韩玉辰为政学系干事，此时兼任黎府秘书，常与黎左右争论府院关系，孙武、哈汉章常拍案骂段、徐，韩说：“曹操不是骂得死的。”
民国初，北大人才济济，名教授有二马三沈之号：马裕藻及弟马衡为二马，三沈指吴兴沈氏三兄弟士远、尹默、兼士。沈士远在北大预科讲授“中国国学概况”，其第一篇是《庄子·天下篇》，因兼总务科长，经常请假，一年未能讲完这一篇，年年如此，故学生戏称为“沈天下”。
民国初，陈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讲中国哲学，每周九小时，讲了一学期，才到周公。学生问何时可以讲完，他说：“说完就完，说不完就不完。”
马叙伦被送到法国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教授的老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要员回答说：“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这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静下来，病房其他人也差点笑出声来。
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后，汪精卫、邹鲁请托吴稚晖向孙进言，宽恕陈炯明的罪过，允许他带兵打仗，立功自新。孙愤怒地说：“陈炯明谋叛，要杀我；什么人都可宽恕，独有陈炯明不恕。”吴稚晖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孙中山只好说：“快些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则百事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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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讨论爱情的资格
1923年，北大教授谭红丧妻两月后即与其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上婚约的沈某在报上痛斥两人。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发表文章为谭陈辩护，并提出爱情四项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竞生的高论遭到普遍非议。人们认为爱情至高无上，爱情不容比较，爱情应具有永续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种。也有人主张终止这场讨论，因为“中国没有讨论的资格”。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白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钱有多少，军队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东时，适逢天旱，百姓吁请求雨。张素不信此，然不能不举行故事，因命于龙王庙设坛念经，彼将亲往祷告，民间闻之，皆大欢喜。届期，张果至龙王庙，但既不拈香，亦不祷告，直奔龙王庙前，手批神像之颊，厉声骂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呀！”骂完就走，但一天过去，仍没有下雨，张就命炮兵团在济南千佛山列过山炮十九尊，实弹向天空轰击，结果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夫妇从欧洲经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蒋介石对他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并动员了麾下大批军政委员，反复游说汪精卫，要他留在上海“赞助清党”，切莫去武汉。其中吴稚晖甚至当场向汪精卫跪下，求其留在上海，汪躲避不及逃上楼梯，口中则连连叫道：“稚老，您乃老前辈，这样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吴佩孚失势后，曾到甘肃一带活动，当地人多有捧场者，是以吴等受尽优待。当其过天水时，受到马廷贤的欢迎。在天水期间，马的部下、各县士绅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谒甚众。吴对来宾只谈论诗文和四书五经，不谈政治。当时曾有人问：“听说蒋委员长要请大帅到南京去，大帅去吗？”吴只回答：“鸟兽不可与同群。”不再言其他。
何键曾把“铲共”、“清乡”作为湖南省的中心任务，他把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设指挥一人，大都以县长兼任，并以清乡反共的成绩作为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他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任用县长就要看这一条。”
何键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