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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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键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部队演说，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规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
1929年夏，山东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东二师，二师当时演出《子见南子》话剧，孔氏族人以为二师校长宋还吾违反行政院通过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严办。在其背后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对人说：“侮辱我们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员去调查时，一县府职员问：“宋校长会不会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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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玳瑁，我独乌龟new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有两件事开明应付得相当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被禁售，他们把“沈端先”改为“孙光瑞”，《母亲》改为《母》，仍然继续印行。一是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史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后，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说：“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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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有匪有我，无匪无我new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参加。白对人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的部队给红军帮了不少忙，有一次红军写下一路“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白军只跟不打的“好意”。气得蒋介石说：“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1935年，杜重远的新生周刊因一篇涉及“对日本天皇不敬”的文章而引起中日外交活动，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总领事的要求，由上海法院奉旨审判杜重远。吴铁城怕杜不出庭，事先向杜大拍胸脯：“只要你出庭，一切都易解决，万事有我负责；不然的话，引起日军干涉，问题更严重。”杜出庭受审，即被扣押。这时吴铁城又转口对杜说：“你在外面有危险，在这里（指监狱）既自由又安全。”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名，莫不踊跃前来。在周扬作了开场白后，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他说完看看周围，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语了。周扬笑了笑，请高再多讲讲，高长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诗人因此将高长虹称为“高起义。”
1941年，在日本的推动下，“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总务部长关口保（日本人）赴青岛与南京汪精卫政府代表周佛海签订蒙宁协议书。德王对汪精卫居于他之上统辖“蒙疆”表示不满。他说：“今天日本人忘了他们许下的帮助蒙古建国的诺言，反而叫我当汪精卫的儿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儿子，但不能做它儿子的儿子。”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将对汉奸进行审判清算。大汉奸褚民谊忽然从苏州监狱内上书蒋介石，说他愿意献出他珍藏多年的宝物，要求赎罪。蒋为慎重起见，特把这件事交与军统办理，经毛人凤指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和沈醉一同去苏州找褚民谊，由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叶沈两人到南京他一个亲戚家中去取宝物。沈醉迫不及待，问究竟是何宝物，褚民谊极端神秘地不肯先说，只再三叮嘱务必认真妥慎办理，因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命与前途，而且认为这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宝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来是孙中山的一副肝脏。因孙先生患肝癌逝世后，医生把他的肝脏切开后用玻璃片密封起来，这件东西不知怎样落到褚民谊手中。结果国民党许多元老对他盗窃孙先生肝脏据为己有，还想以此赎身，极为愤慨，最后仍决定把褚枪决。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关押在楚园，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同牢的孙曜东更认为梁已死到临头，因为有人告诉他：“你看梁鸿志，长着一对‘猪眼’，这种人相书上说过，头要‘过铁’”，即是要被杀头。孙深信不疑，而不知“猪眼”何谓。十年后他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再次入狱，进而发配到安徽的茅岭农场养猪，方才明白“猪眼”是怎么回事，原来猪眼看人是用眼角从下往上“斜挑”着看，与梁鸿志看人情志神似。
抗战胜利后，吴鼎昌为蒋介石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国共和谈之后，双方厉兵秣马。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请愿和平代表团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务毒打。26日，请愿代表团质问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为什么用武力打内战解决问题，吴回答说：“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参议会”上回答“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刚走下发言台，只说了一句：“不好。”然后就倒地昏迷了。原来是脑溢血发作，一昏不醒。之后，“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结果这位议长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爱傅斯年的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后经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方才散去。傅斯年遗体火化后，葬于台大校门右侧一空地，名为“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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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树敌new
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但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
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在50年代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问他怎么也会成为右派。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时，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人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规定的指标了，就让他顶那个空缺吧。
在反右结束时，孙静轩和雁冀走到“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面。他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为右派。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生前，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幅，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贴在灵前的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笔事功”。横幕为“朽嗔化欲”。贴在檐柱前的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幕为：“努力摆持”。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幕为：“公道爱人”。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幕为“循中蹈对”。中间两幅较易为人理解。对前后两幅，凭吊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大跃进”期间，杨献珍到河南调查。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一个放，好不热闹。某卫星公社小麦亩产吹到7320斤。杨到下边一看，卫星全是假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人患有浮肿病，还饿死了不少人，杨献珍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多一条打狗棍嘛！”当时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顺，干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弄虚作假，在河南省党代会上，一个县委书记发言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与群众脸上无光荣……”杨献珍跟河南省委辞行时，省委书记腆着脸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说：“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值“大跃进”，农村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10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倒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至多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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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每天“三祝愿”new
“文革”期间，革命人民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