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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书屋2003-01-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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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知识之墙的权威。真正的爱智者,不仅憎恨关着的门,更憎恨门所依附的墙。
  许多人把入门当成至关重要,因此有许多入门书和入门指南,却没有出门书和出门指南。殊不知出乎外比入乎内更重要,虽然出乎外以入乎内为前提。人们常常只记得进门,而忘了出门。人们寻找着“芝麻开门”的琐屑知识,然而进门之后,却忘了寻找“西瓜开门”的更高智慧。其实,门内只有可见的、有形的、人为的宝藏,而门外却有看不见的、无形的、自然的宝藏,即所谓“清风明月,造化之无尽藏”。
  一扇打不开的门,就是墙,而一扇能够随意开启的门,才是墙的真正反叛。一扇打开的门,让你从墙的这一边走到墙的另一边。当你在墙的这一边,你常常会以为墙的另一边有宝藏,于是你想方设法欲破门而入。但当入了门墙之后,你就该设法破门而出。因为所谓宝藏,就是你得不到的东西。如果你在入门之后再也不出来,那么门外的一切就成了你失去的宝藏。
  因此,门外汉的苦恼是,“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而登堂入室者的苦恼,则是“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出”。
  一切门户之见,都是入门之后不肯出来的门缝中的偏见。到最后,许多入门者,甚至登堂入室者,只是一个看门人、掌门者而已。这样,他既不把门内的东西当成宝藏,也不把门外的东西当成宝藏,只是把门本身当成了宝藏。哪怕墙已倒,他还是守着他的破门框。凯旋门就是这种门框:它已经不需要墙,而只是一座标榜自己登峰造极的可笑门框。于是事情就会反过来,本来是为了墙而开门,现在墙早已倒塌,但由于那扇破门框一直留着,竟有人为了保住这扇门,而造起新的墙。
  虽然从未听说,天上也有墙,但因为据说天上有门(对此我没有发言权)——比如中国人的天堂有南天门,似乎门还不止一个;而基督教的天堂有一扇窄门,据说由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把守——因此我敢于十分肯定地推断,天堂里一定有墙。另一个旁证,是地狱里有墙——叫做鬼打墙。神和鬼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鬼的辖地有墙,神的领土自然也有墙。然而地狱有墙,或许是魔鬼担心地狱中饱受折磨的冤魂越狱逃出;但天堂有墙却不易理解,因为上帝显然无须担心在天堂中享福的幸运儿逃出来。退一万步说,即使人有向往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愿望(或许天堂中的人们真的向往地狱也未可知),以上帝的无边法力(按定义魔鬼显然无此法力),似乎无须出此下策到非要造一堵墙。因此,关于上帝为什么也要造墙,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承认智力有限,但我却免不了开始疑神疑鬼。
  由于疑神疑鬼,于是我在人间也会时不时地撞上鬼打墙。鬼打墙比鬼门关更为可怕。鬼门关固然可怕,因为虽说是门,其实却是不可逾越的关。但鬼门关毕竟是有形的,而鬼打墙却是无形的。理论上说处处是门,但却无处是门。你眼前明明没有东西阻挡,实际上却寸步难行。
  至于天堂之门,我不打算讨论了,因为我死后愿意去任何地方,但决不去天堂。所以我对愿意去天堂的人们,毫无抱歉地无可奉告。我倒是十分愿意去地狱,因为根据但丁的见闻,我仰慕的所有巨人,几乎都在那里。

  在日光与夜色中间进击

  
  ? 刘旺华
  二战的胜利被公认为是民主国家同盟对法西斯势力的胜利。故战后,民主成为汹涌澎湃的国际性潮流实乃水到渠成之事。只是,“民主”作为一个名词虽已耳熟能详,而其真正的内涵却无统一权威的经典性解释。这从当时旧金山会议上,英美与苏联代表在处理波兰问题牵扯到民主化概念时所发生的争执中便可见一斑。各国皆从政策性角度阐明各自对民主的理解,以致无法达成共识(此亦从反方向证明各国对民主的珍视,恐怕无一国愿以独裁自居)。战后成为“五强”之一的中国当然不能自外于这股世界性潮流。执政的国民党当局虽因“训政”甜头太大,吃得太多,不免“坏了胃口”(吴世昌语)——“什么民主不民主!根本不理那一套!”〔1〕但迫于时势,也在倡言要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在野的“中共”在解放区兴起“新民主主义民主”运动,在国统区发动“反蒋的民主战线”。作为民主人士的同人团体——“民盟”,其对民主的关注则集中体现在1945年10月1日在重庆举行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方案——“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中。
  (一)什么是民主?
  “民主”一词自五四时代输入中国以来,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神话,知识界的集体图腾。但从“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揭橥的对民主的理解来看,中国民主主义者对“民主”这一舶来品的解读已相当到位:“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不过这个字的定义演变到了今天,却比一种政策制度广泛多了,民主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做人的一种道理。”〔2〕对比40多年后,曾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关于民主是“一种并非奢侈的价值观”的说法,有一种跨越时空的认同感。其实,翻翻西方民主制度演进史便可知,民主只是一种常识,一种庸常的原则,用张君劢的话来说,民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因为它的产生源于日常生活,西方文明中民主因子的出现即与其时商业活动中签订契约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协商的合作精神密切相关。所以真正深谙民主三昧的民主主义者必然是“卑之无甚高论”。“民盟”在其宣言中一再称其民主制度设计“卑之无甚高论”,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经典的演说辞亦是“卑之无甚高论”,并非他们故作谦谦君子状,实乃民主本非高不可攀的圣物,就其质地而言,不过是一种尊重常识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当然,民主真正显示其优越性仍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层面,这也是“后发外铄型”国家容易发生对“民主”误读的根因。如果,民主制度的构建仅止于政治层面,缺乏相应的生活中民主精神的培育,则这种横向移植的结果只能是“橘越淮北则为枳”。中国民国初年的民主试验即是典型。
  从字义上亦可知,“民主”就是“人民自主”。事实上,这也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借西方人的话说就是“个人但凭良心自己作为”。这是一种责任精神,“无责任即无权利”(安东尼·吉登斯语)。“民盟”宣言里对这种自主精神进行了热烈的阐发:“人人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人人做自己的主人,人人能够达到做人的目的,使人人得到最大的发展。”“一切政治经济的组织只是人类达到做人目的的工具。”〔3〕此与中国文化传统中仁君贤相青天式的“为民做主”、绝对标准划一的“螺丝钉式工具人”,已有了截然的分途,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张扬。而且从“人人”两字的表述看,这里的“人民”并非面目模糊不清、混沌一团的群体,而是一个一个的人,是“个人”。受数千年集体教育的影响,国人对个人主义抱有相当的误解,认为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营私舞弊。中国古代杨朱学派的那种极端利己主义成为国人对个人主义的基本观感。但近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则与此有着清晰的畛域之分。托克维尔的“合理的利己”实是对个人主义较本真的概括。即个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但权利行使的底线以他人的权利为限,如果每个人能秉此原则,对自己负责,不侵害他人与社会,这个社会也就实现整体的和谐了。得承认,这种“合理的利己”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是低调的,是对人性幽暗意识的承认与修正。比起我们“改造国民性”、“发起灵魂深处的革命”,达到“六亿神州尽尧舜”的引吭高歌而言,无疑灰暗得多。但惟因其低调,其可操作性也更强,何况个人主义宣扬的乃是个人自主负责的精神,这与“民主”自己做主、自由平等协作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对于个人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内在关联,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曾有过深刻的揭示:“民主制度的吸引力是来自于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社会的那些更深层的力量——包括对个人自主性的需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体的出现。”〔4〕正如前述,中国缺乏个人主义的传统,即便是杨朱式的极端个人主义也只是在“百家争鸣”中一闪而逝,以后便是数千年儒家文明如蛛网般错综复杂的伦理社会,在家国重重挤压之下,个人已不成“人”形,近代的文化启蒙个性解放曾一度可能为个人主义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只可惜百年的屈辱,日益惨烈的现实使启蒙很快为救亡所替代。大部分知识分子也自动放弃了对“自我”的追求,把自己的强国梦绑在强权政府的战车上。“民盟”同人虽对个人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认识较为清醒,但最终也抵不过强国梦的强烈暗示,背叛了其个人主义的信仰。而失去个人主义自己做主负责精神的培育,民主要么沦为“贿选”的闹剧,要么只能回归“为民做主”的老路上去。当日只有秉承了西方民主自由精义的胡适呼喊过“不要用个人自由去换取国家自由”,而在历尽对个人主义围追堵截的今天也终于重新听到理性的呼声——“毋忘我”。
  “个人主义”既然是“合理的利己”,有底限的存在,则法制必不可少。法律把个人自由平等权利规定下来成为公民保护自己权利免受他人或国家侵犯的武器。民主亦因此获得了平稳运行的轨道。“民盟”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终其一生对宪政殚精竭虑的追求,即是为民主寻求合法性的保障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以使中国民主走上制度化、法律化的正轨。
  综上所述,“民盟”理解的“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需要从政治、法律等制度层面自上而下的构建,但要使“民主”真正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则向下的个人主义的培育(很大程度上即公民教育)、民主理念生活化乃根本之图,于此,“民主”真义存焉。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
  如果说,前一个问号解决的是民主的一般性原理问题,那么紧接着要探讨的则是中国民主的具体设计问题。
  “民盟”同人在构建中国民主时,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实用理性。他们对当时可能参照到的英美政治民主和苏联经济民主“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成见”,也不主张“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要从中国的历史、国情出发,“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以创造中国的民主”。〔5〕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左右粘合式的民主是否有创造出来的可能,先去看看他们为做成一席“中国民主的盛宴”从英美、苏的菜园子里精心挑拣了哪些原料。
  对于英美政治民主,“民盟”同仁们较为垂青他们的民意政治、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及由此而生的政党政治。无论从学理逻辑还是从现实的操作看,这三者实乃英美政治民主的基石,缺一不可。民意政治意味着尊重人民自由民主权利,民主政治既然是人人做主人的政治,则对民权的尊重为其起码条件。议会制度又是民权落实的制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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