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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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他来自社会底层这个事实。他的语言越是松弛，他的心里越是紧张。
昔日的校花谢兰英“倒立”时“腿上的裙子像剥开的香蕉皮一样滑下去遮住了她的上身，露出了她的两条丰满的大腿和鲜红的短裤”。这种纯净水般的描述语言让人摸不着作者的意图，但既然小说的题目是《倒立》，所以那些想忘记“倒立”、忽视“倒立”、回避“倒立”的做法和想法都会在这个题目下无所遁形。而所有的解释，也都必须围绕这个强大的磁场旋转。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这句话很有道理，但这句话说的是阅读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文化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格局并非来源于泥沙俱下的阅读。庞德说，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没有语言的健康就没有思想工具本身的整洁。莫言的小说创作让我看到了汉语的希望，请允许我重复诗人柏桦的话，我看到了恢复汉语血色素的前景。
古代判词、供词拾掇
？ 张法绥
张 芳
1975年12月，陕西岐山出土了一批西周时代的青铜器。其中一件匜上有铭文一百七十五字。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一篇法律判决书，属西周恭王时代，距今约三千年。铭文大意是：牧牛（人名）与上司（人名）为五个奴隶发生诉讼，法官伯扬父（人名）作出判决，说牧牛犯上，“女（汝）敢以乃师讼”。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牧牛的罪应鞭打一千并施墨刑（刀刺犯人额颊并涂墨）。不过，法官又对牧牛大赦减刑，“今大赦汝，鞭汝五百，罚汝三百。”即只打五百鞭，罚三百的铜。这段铭文，成为研究我国早期司法制度及法律文本等的宝贵资料。
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很重要的一项公务就是审判案件。结案时，要草拟案情，作出判决。这就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包括逻辑判断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等）。有些重大案件需由皇帝“圣裁”，所以，皇帝有时也对上呈的案件作出决断，写下判词。南宋岳飞冤案，就是由高宗赵构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这就是南宋法律对岳飞等三名许身民族战场的英雄最后的判决。明朝成化年间，发生了一件“人妖强奸妇女案”。案情大致如下：成化三年（1467），太原府石川李家湾人桑冲男扮女装，“将眉脸绞剃，分作三柳（绺），戴一发髻，妆妇人身首”，并学会纺织、剪裁、插剪花样、绣鞋做饭等手艺，于是他以教妇女工织为名，丧心病狂地外出作案。桑冲兽行的揭露，并非因被辱妇女递诉状，而是由一幕作奸犯科的丑剧引出。桑冲到真定府晋州聂村一家打工留宿时，这家女婿赵文举见色起心，半夜潜入房内欲行强奸，将桑冲按在炕上，往上一摸，无胸乳，往下一摸，触及阴茎，大惊大叫起来。晋州府衙对桑冲严加审讯，审清了桑冲从成化三年至十三年之十年间，流窜在四十五个府、州、县，奸淫良家妇女达一百八十三人之多！晋州府开列了被害妇女姓名，上报都察院；同时，还审出桑冲教出的“人妖徒弟”任茂等七人。这件惊天大案震动了朝野，明宪宗朱见深对案件的判决是：“这厮情犯丑恶，有伤风化，便凌迟了，不必复奏。任茂等七名，各要上紧挨究，得获解来。”（明·陆粲《庚巳编·人妖公案》）
封建官吏多为举人进士出身，肚里的墨水比皇帝要多，判词也就比上述两位皇帝的判决有文采。唐代颜真卿在刺史任上时，曾为一件离婚案写了判词。案情简单，妻子嫌丈夫杨志坚无钱无权，没有出息，要求改嫁。颜真卿判决准其改嫁，但要挨二十大板，对丈夫则给予赏赐并安排工作。这篇判词在颜真卿《文忠集》里完整录下：“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帛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颜真卿不愧为文学家，一篇判词，骈散互用，两个女子嫌夫贫贱而改嫁的历史典故并列（王欢是前燕人，妻子嫌他穷，把他的书烧了，要求改嫁，王欢后来在苻坚为帝时任太子少傅；朱叟是西汉朱买臣，卖柴为生，妻子改嫁，朱后来任会稽太守，把她和后夫接去官舍，妻子惭而自缢）。文字写得很漂亮，典故亦贴切，当然，其间也流露出士大夫阶级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但这似乎不应苛责。南宋清官马光祖的判词最有意思，大多是诗词或歌谣。他任京口（今镇江市）令时，福王强占民房养鸡鸭，反状告百姓不交房租，示意地方官代他勒索。官司到了衙门，马光祖实地勘验后，判决道：“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福王若要屋钱，直待光祖任满。”马光祖对权贵如此，对读书人却是另一种态度。一个书生翻墙进入所爱少女房间，于是被押官府。马一问案由，出题《逾墙搂处子诗》面试，那书生秉笔疾书：“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踰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漳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马光祖一见，大加赞赏，不但不责罚书生的非礼之举，反填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判二人结婚：“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以上二则均见元朝吴莱著《三朝野史》）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父亲，光绪年间曾任湖北某县令，有一次处理一件风化案（多角恋爱），叙述案情后，与颜真卿一样，骈散夹杂判决道：“鸣呼！玷白璧以多瑕，厉实阶离魂倩女；棼朱丝而不治，罪应坐月下老人。所有两造不合之处，俱各免议。此谕。”（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短短几句，有成语（白璧微瑕，治丝益棼）、有典故（郑光祖《倩女离魂》）、有传说（月老），文采斐然，且处理宽松，只指出感情误区，不追究责任。布告一贴，全县传颂。
据说明朝于谦任巡抚时，有青年状告姐夫霸占田产，姐夫却说岳父生前有遗嘱，说儿子不是亲生，不能享有田产，并当堂拿出遗嘱念道：“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论。”于谦取了原件，又问得青年名“非”，心知姐夫得独占田产，判决时，念遗嘱为：“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议。”不过，于谦考虑到姐姐及姐夫抚幼有功，仍判予十分之三的田产。
古代有判词专著，如光绪九年（1883）鄞县董沛著《汝东判语》，收判词一百四十二件，惜文字上无精彩者。又大名士樊增祥刊行了一本《樊山判牍》，收各类司法文书四百五十五件，然判词才八件，亦不甚精彩，远不如他的诗作，虽然其诗也并非十分精彩。
供词之中，颇有如上面遗嘱那样，因标点停顿不同而意义相反之者。据说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审判时，严刑之下，杨乃武的供词是两句：“乃武亲笔招供有意谋死（葛）品连，案情实非冤枉到底吾命休哉。”这两句，既可看成认罪（乃武亲笔招供，有意谋死品连；案情实非冤枉，到底吾命休哉）。也可读成喊冤（乃武亲笔，招供有意谋死品连；案情实非，冤枉到底吾命休哉）。这一机巧的供词，为以后昭雪埋下了伏笔。这情况当代亦有一例。1948年2月18日深夜，鲁迅生前的好友许寿裳被砍死于台北寓所，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长、台大国文系主任。后来，国民党抓了一个叫高万车的“凶手”关在台北监狱。一年以后，十八岁的高中学生张光直因“亲共”嫌疑被捕，也关进台北监狱。一日，他发现牢房墙壁上有一行小字：“杀许教授万车受苦”，即高万车所写。张光直与同监几个人探讨许久，也无法从这句有歧义的话里得出结论。整整半个世纪后，已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的张光直在所著《蕃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中提到此事，还说：“只好请读者判断。”当然，不掌握详细的案情，仅从这“模糊供词”中，读者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讼词也有写得怪怪的。光绪间绍兴著名讼师胡梅亭，一次接到一件案子，一青年寡妇要改嫁，因公公及小叔子反对未成。在讼之官府时，胡梅亭写的讼词是：“为守节失节改节全节事，翁无婆，年不老；叔无妻，年不小……”从伦理道德角度提出改嫁。绍兴县令阅案卷后判了八个字：“留则危险，嫁则干净。”据说，江西某地也有一青年孀妇要求改嫁，一秀才写的讼词是三句话：“翁壮叔大，瓜田李下，该嫁不该嫁？”县官立批：“嫁！嫁！嫁！”这后一则，多次作为文学教师讲解文字表意时要简洁、明快的例子。
选举的意义
？ 党国英
民主制度需要选举，但选举并非一定产生民主制度。选举活动常常被强势人物所操纵，只要一个国家存在穷人，存在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群，民主政治就要打折扣，选举活动就会被操纵，这一点就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例外。加尔布雷斯曾揭露美国新泽西州的强势人物操纵选举的情况：“一位得意忘形的高级政治助手事后夸耀自己如何用钱收买黑人教会的牧师，让他们不要鼓动教区内的贫穷教民去投票。他后来矢口否认这样干过，但当时他却以此为荣……”加尔布雷斯认为，现代政治取得了两极对立的最简化的形式：富人有钱有势，且参加投票；穷人在人数上占优势，但不幸的是，许多穷人不参加投票。虽然有民主，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有钱人的民主。穷人在政治上不具有发言权，仅靠富人中的一些关心穷人疾苦的人替他们说话。加尔布雷斯几乎否定了在一个贫困的农业社会建成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他的理想是，所有人都摆脱贫困，都按自己的愿望参加投票，以此建成真正的民主制度。
如果说加尔布雷斯有点“左”翼立场，也不能作出对问题的漂亮的学理性分析，因而使他的话不能令我们信服，那么我们或许会赞赏熊彼特的看法。熊彼特认为，选民通常是软弱无能的，易受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不能理智地作出独立决定，易受外部势力左右。企图影响普通选民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感性。如果选举不能体现民众的理性，那么民主还有什么意义？熊彼特的回答是：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定义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成：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要承认政治家具有特定的职业利益，承认政治作为一种职业，具有特定的集团利益。还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政治方法，作为选民的人民运用这种方法在可能的领袖人物之间进行选择。因此，“竞争性精英主义”是最实用、最有效和最合适的民主模式。
但是，迄今为止，民主制度仍然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而民主制度的存在必须依赖选举。选举导致竞争，而竞争本身就产生制约。这种好处常常被人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