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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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黄鬍子为了团结，虽然十二万分不情愿，也勉强接受了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却从这次争论中，感觉孙文不易共事，有了另起炉灶的打算。他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离开日本回国，到东北和白山黑水的会党联络去了。
其实，这场争吵完全不是什么美感问题。因为这面旗帜将作为一个永恒的标志，载入史册，所以采用谁的旗帜，似乎就等于承认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几乎每个政治家，都沉浸在同样的梦想中。
【叁】当孙文向皇权宣战时，他相信会有3500万帮会成员追随他的革命事业。革命党之所以能够把人们团结在一个团体中，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
旗帜式样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1907年农历新年刚过不久，孙文和胡汉民一起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划革命军事去了。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孙文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策动下层造反这一艰巨工作上面。尽管他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能说流利的英语，并在香港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具有比其他中国人更深的认识，但他在从事革命工作时，却更热心于利用江湖游民中的秘密帮会。据他估计，全国的秘密帮会中，大概有3500万会员会追随他的革命事业。
孙文他们经新加坡到了安南（越南），在河内设立秘密机关。孙文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以饮食业为掩护，招纳亡命志士。这是胡汉民第一次从事实际的武装革命。他发现在民间活动的所谓革命党人，竟大部分为江湖道上的绿林好汉、贩夫走卒。孙文在策动他们起义时，金钱的力量远远大于主义的力量。
孙文用来收买会党的钱，主要来源是靠西贡的银行买办曾锡周和巴黎富商张静江的鼎力支持。
张静江夫妇张静江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的家族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他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巴黎、纽约均有通运公司的分公司，此外还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他本人长年住在巴黎。
孙文向胡汉民介绍张静江时说：
“他是一个很奇怪很豪爽的人。他曾经对我说，‘你是主张革命的，我也是很赞成革命的，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在法国做生意，赚了几万块钱。你发动革命时，我可以拿五万元来帮助你，打电报的时候依Ａ、Ｂ、Ｃ、Ｄ、Ｅ的次序，Ａ字要一万元，Ｂ字要二万元，Ｅ字要五万元。这就算是你打电报给我要钱和要多少钱的密码吧。’”
胡汉民觉得这近乎天方夜谭。他问孙文试过没有。孙文说没试过，“但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信实人，不会说诳的。”这时他们正好急需一笔钱在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策动起义。胡汉民半信半疑，给巴黎拍了一个Ａ字电报，那边果然立即汇来一万元。他们再打了个E字电报，五万元也很快就汇到了。
胡汉民写了一封长信给张静江，说明这笔钱的用途，以示妥慎负责。张静江并不回信，只是托朋友转告：“我并不需要你们写长信，难道我是接到你们的长信才相信你们的吗？以后你们只要实行做革命事业，就胜于发长信给我了。”
现在，资产阶级的钱，开始源源不绝地流入江湖好汉的手中了。
胡汉民从河内到香港，协助黄冈、惠州会党起义。革命党在日本买了一批军火，用船运到汕尾。等到运载军火的船靠岸时，胡汉民才发现连装运军火的驳船、工人一个也没有，岸上反而挤满了瞧热闹的闲人。官府觉得事有可疑，派了一条兵轮前来检查。军火船只好匆匆避往香港，军火全让日本警方扣留了。
以后革命党在惠州、防城又发动了一连串的起义，虽然秘密帮会非常热心，每次举事，总能啸聚一帮徒众。但最后都是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有一次孙文在一位帮会弟子身上发现一包毒药，他惊奇地问：“你总是随身带着这种东西的吗？”那个帮会弟子慨然说，“大丈夫死不足惜，一旦被擒，这就是我的唯一归宿。”孙文冷冷地说：“你很害怕被杀吗？你带着毒药，就是怕死的证明！我们广东人有句话，‘大丈夫自有人来杀我，我不自杀’。这才是革命者的气概，我劝你还是不要带这些毒药。”
在镇南关，胡汉民曾经追随孙文、黄兴星夜抢占一个炮台，准备向清军发动进攻。道路崎岖，行进艰难。胡汉民一介书生，从未受过行军之苦，刚爬到半山腰，就倒地昏迷不醒了。几位冒险家终于登上炮台。等到天明以后才发现，大炮的方向全是对着安南的，根本打不到中国境内。在他们中间唯一会打炮的，是一位雇来的有鸦片烟瘾的法国退役炮兵中尉，此刻正在一旁吞云吐雾。等他过足了瘾，象征性地打了几炮，然后匆匆撤离。
行动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但孙文就喜欢冒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时重象征甚于重实际。孙文反清20余年，这是头一回亲自向敌人开炮，其象征意义非常重大。谁也没有指望这些冒险能够成功，包括孙文在内。它们与其说是军事革命，不如说是一种宣传更为恰当。其作用不在于一举推翻政府，而在于造成声势，使朝廷疲于奔命。
然而，由于不间断地发动起义——继镇南关之后，钦廉、河口等地相继发难，但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已耗掉了20万元，经济面临困境。那些能拿得出钱来的人，远离事件中心，对革命党募捐的用途，难免产生怀疑。筹款愈来愈困难了。而同盟会内部，因筹款问题，引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江、浙人与孙文交恶，双方形同水火，黄兴居中百般调停，也没有效果，江、浙人在党内发动了一场气势汹汹的“倒孙运动”。
汪精卫在东京每每谈起这些事情，都流露出悲观、愤懑的情绪。终于，在1909年，他绝望地表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效法荆轲刺秦王，不惜“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去暗杀朝廷大员。他的妻子陈璧君为了帮助丈夫行刺，也在努力学习击剑。
当时胡汉民正在香港和赵声等人筹划一次新的起义，他深知汪精卫一介寒儒，根本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料，从公从私，均须全力阻止。他立即去信规劝，建议汪氏在东京续办《民报》，以牵制他潜返内地的计划。但汪氏终于抛开一切，毅然回国，北上古都，密谋暗杀朝廷大员。临行前，他给胡汉民写了一封血书：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这时，他们在香港筹划的起义，又是胎死腹中，来日大难，后顾茫茫。黄兴、赵声和胡汉民离开香港，飘洋过海，到南洋为下一次举事筹款。在新加坡，胡汉民接到香港电报，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失败，于4月16日在京被捕，判处无期徒刑。
【肆】革命党的每一次起义，总是经过长时间筹备之后，到最后关头变成了仓促混乱的军事冒险。失败接二连三地降临。
由于单纯依靠会党的起义，接二连三地失败，同盟会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军。1908年，有一批湖南和广西的同盟会员随新军调入广东，策划以新军为主力的暴动。他们模仿哥老会的做法，在新军里散发一种叫“保亚票”的凭证，这是一张四角印有山堂香水和内外口号诗句的纸片，领了它就等于入了会。
没几天时间，新军士兵几乎个个怀里都揣着一张保亚票了。他们与同盟会联络，寻求支援，同盟会资助了他们几百块钱，作为暴动的经费。可惜还没来得及花，保亚票就被官府查获了。官府对新军进行大规模搜捕，一夜间抓了几百人，两名首领被迅速押解到广州天字码头斩首，血溅城门。
这一事件，虽然被扼杀于萌芽之中，但它标志着革命势力已经渗透到军队中了。军队加入到反叛的行列，对朝廷来说，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凶兆。
1909年6月，孙文到了庇能。他丝毫也没有气馁，相反，他告诉大家，他已经计划好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孙文委托胡汉民再筹五万元。但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广州新军竟于此时仓促发动起义，才一天就被镇压下去了。
同盟会在广州最好的机关被破坏了，最便利的地盘失去了，从新军逃出来的党人，恓恓惶惶，多如过江之鲫。虽然帮会兄弟讲究江湖道义，但为了招待安插他们，已经捉襟见肘，实在无法可想。
大家一致决定，以办中国教育义捐为名，向华侨筹款。这是为了避免居留国政府干涉。同时初步议定，这次举事的经费为10万元。英属、荷属各筹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美洲未计。即席便捐得8000多元。
然而，筹款比想象中更为困难。胡汉民遍游各埠，筹定之款，尚不满一万，离孙文提出之数，相去殊远。孙文运用他在洪门中的影响力，说服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各埠的致公堂，变卖或按押楼宇，陆续筹了10万余元巨款。后来民国成立，洪门曾打算请南京临时政府出资把这些物业赎回，但他们的要求却石沉大海。其实那时的南京政府，也是光棍一条，家无隔夜粮，还背着500万元债务，哪有钱还给洪门？直到1921年才由华侨自己集资赎回部分物业，无法赎回者仍不在少数。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6年版。
1911年11月，孙文回国后与同盟会成员在上海议事
不久，胡汉民返回香港，他已心力交瘁，甚至想通过赌博筹集营救汪精卫的款子，结果连仅有的100元也输掉了。孙文激励他说，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刺杀太上皇居然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朝廷之所以不杀精卫，实在是慑
于风起云涌的革命势力。
1911年5月，孙文第三次赴美国筹款。他和黄三德协商后，决定把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凡入了同盟会而未入致公堂的，一律加入致公
堂；凡入了致公堂而未入同盟会的，也一律加入同盟会。
当时许多同盟会员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致公堂是江湖帮派组织，其入会手续繁琐复杂，又要开坛喃唱，又要传授秘密手印，又要背诵隐语暗号，又要跪拜受训、歃血为盟，宗法迷信色彩太浓，与革命宗旨相异趣。但孙文反倒觉得，迷信是一个团结会众的好方法：“宁可社会上没有香烛供应，亦要自己造香烛，来维持这个迷信。”“这个迷信破弃了，这恐招来全部涣散。”温雄飞《回忆辛亥前中国在美国成立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不是搞政治的人，说不出这么生动深刻的话来。
孙文让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主要是想利用致公堂筹款。经过艰苦努力，筹到的钱终于突破原定计划。孙文曾经说过，能否筹足这笔款子，只是起义的安危问题。其实，不论筹足与否，起义都是岌岌可危的。
黄兴和赵声在香港等候胡汉民。他一到来，武装起义的统筹部就成立了。这是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由一群热血沸腾但各持己见的党人组成。黄兴、赵声担任统筹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担任秘书课课长，编制课课长由33岁的海丰人陈炯明担任，他是秀才出身，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政法学堂，但在海陆丰一带的草泽绿林中，一呼百应。
当时广东是三套马车，两广总督张鸣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