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辩论词名篇快读_李天道-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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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运用设陷术时，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圈套要设好。在揣摩对手心理状态的基础上，主动以进攻者的姿态发问，或假设其事或虚言夸张，巧布疑阵，设好“口袋”，诱使对方上钩，为后面反击张本。
第二，引诱要巧妙，即要在“引诱”上下功夫。可以采用障眼法，巧布疑阵，不露痕迹，以免被对方识破而功亏一篑。当对方不轻易上钩时，便辅之以激将法，来尽快诱使对方说出或同意与你准备坚持的观点相类似的观点，进入预先设好的圈套；也可以设计多种问题，即暗设多种机关，一问不成又接着第二问，环环相套，步步紧逼。问的时候，要明松暗紧，明将对方慢慢引入埋伏圈内，暗中却极其细心地倾听对方的回答，从中寻找漏洞，一旦得手便立即关门打狗，收网捕鱼。
第三，反击要有力。一旦辩论对手已经进入“口袋”，就应不失时机地扎紧袋口，迅速出击，突然抛出最有力的论点和论据，使对手措手不及，无言以对，不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辩得对方哑口无言，这是辩论所追求的最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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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冬，中南海警卫局押来一个人。来人自称是蒋介石的副官，从台湾来，负有特别使命，求见毛泽东主席。此人先由别的预审员审讯。罪犯“顶牛”。他说，他的特别使命，唯有见到毛泽东先生本人，才能说出。除此之外，无可奉告。后来，移交给汲潮审讯。
汲潮没有马上提审他，却提审了好几个在押的台湾特务。汲潮觉得胸有成竹了，这才提审那位“蒋总统副官”。审讯，仿佛像聊天一般进行。“你刚从台湾来，对台湾的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我想请教一二。”汲潮说道。“岂敢，岂敢。”“副官”显得很谦虚。“请问，台北有电车吗？”“有，有。”“是有轨的，还是无轨的？”“都有，都有。有轨电车，一开起来叮当叮当响。”“台湾的国防部在哪里？”“在台北中山大道呀！”“台湾有京剧团吗？”
“有，有，有好几个呢！”“名角是谁？”“李砚秀呀。”“蒋介石的牙齿怎么样啦？”“牙齿？他的牙齿不是挺好的吗？”轻轻松松地聊一阵，汲潮心中就明白了：坐在面前的，哪里是蒋介石的“副官”？明明是一个冒牌货，一个手段并不十分高明的诈骗犯！
原来，汲潮事先提审那些在押的台湾特务，从他们那里得知台北没有有轨电车；国防部在台北重庆路；台湾只有一个京剧团；李砚秀根本不在台湾，不久前汲潮还在北京看过李砚秀的演出；蒋介石满口假牙，绝非“牙齿挺好的”。作为蒋介石的“副官”，怎么连这些普普通通的问题都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副官”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如实交代：他本是一个越狱潜逃的历史反革命犯。他异想天开，以为假装蒋介石的“特使”，即使见不到毛主席，那么，根据“不斩来使”的惯例，会“放”他去台湾……汲潮审理了上千桩形形色色的案件。他能够用智慧使罪犯不得不坦白交代，这充分说明，审讯是继侦察、逮捕之后进一步查明案情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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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李达与毛泽东之间的一次论辩
李达
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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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1890…1966），着名哲学家。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鹤、胡炎、江春等。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1911年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建立人民出版社。后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
杂志。1923年自动离党，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学监、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马日事变后，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1949年参加与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一级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主任委员、分院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暨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是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全国人大第三届常委。“文化大革命”初，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迫害致死，1980年平反。
着有《社会学大纲》《解说》《解说》等；主编有《唯物辩证法大纲》；出版有《李达文集》。
毛泽东和李达同籍湖南，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们世交很深，又是挚友，彼此亲呢地互称“润之”和“鹤鸣兄”，但两人也常常为一个问题而争论得面红耳赤。1958年，毛泽东出巡湖北时，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期间，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口号，和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发生了面对面的激烈争论。
辩词精选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
第三天下午，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来见毛泽东。
李达很敬重毛泽东，毛泽东对李达也很尊敬。李达比毛泽东大六岁。在两个人的交谈中，李达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在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毛泽东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又热又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
李达却不同意毛泽东的“冷热”观，而毛泽东也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毛泽东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是一句口号，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就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
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
李达也开始激动了：“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
毛泽东很生气地说：“你烧死我好了！”
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在座的人们都被李达的话吓坏了，而毛泽东却继续耐心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讲了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利。还举了各种发明创造，就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汽车、火车，想漂洋过海就发明了轮船……
李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极限、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得有地理环境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会是无限大的！”
毛泽东停了停，放缓了语气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现在你头脑太热！”李达临走时，对毛泽东又说，“你应该冷下来！”
梅白见天色已晚，就叫卫士长李银桥准备饭菜，打算边吃边聊。
李达却执意要走，说：“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
毛泽东也不强留，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接着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39℃，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在成都会议上我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你问梅白。”
李达说：“对，现在你先下马！”
在梅白送李达的途中，李达说：“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送李达回来，毛泽东对他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接着又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让梅白通知李达再谈，同时让他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李达的帮助。
梅白后来如实向李达同志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李达称赞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妙语佳言
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
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论辩技巧
李达和毛泽东的这场思想交锋，李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力驳毛泽东的主观唯心主义。
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所以，一见到毛泽东，李达就坦率直言，认为“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当时的毛泽东似乎正沉浸于建国的大好形势之中，自然对李达的逆耳之言有点不爱听，不过他不是解释：”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又热又冷’……“试图说服李达。敢于坚持真理，个性执着的李达却不同意毛泽东的“冷热”观，也不同意毛泽东关于“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这一口号的两重性的解释，并坚持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就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在面对毛泽东的反诘：“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时，李达仗义执言，激动陈词：“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现在，人的�
